创伤后免疫功能紊乱的调理措施 一般而言，机体创伤后免疫功能表现为，以抗感染的免疫防御功能减弱，包括吞噬细胞的趋化活性下降，吞噬杀菌功能降低，抗原呈递功能减弱，IL-2合成和释放减少造成淋巴细胞活性受抑等，因而易于并发创伤感染或脓毒症；同时，机体又表现出以TNF，IL-6升高为代表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当创伤程度较轻时，上述变化并不明显，炎症反应往往局限于局部，抗感染的免疫防御功能变化不大，甚至可能出现略有增强的现象。然而当机体受到严重创伤后，机体常表现为典型的双向性功能紊乱，且创伤程度愈重表现愈为显著，由此而导致的创伤并发症也愈为严重。 脓毒症的免疫调理治疗曾经使人们对改善脓毒症的预后寄予极大希望。但鉴于对脓毒症发病机制中“过度炎症反应”及其促炎细胞因子的认识, 在实施长达10 年之久, 耗资近10 亿美元, 多达200 余项抗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后, 并没有在临床获得预期效果的原因, 造成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免疫调理治疗的研究陷入了低谷。在对这一“失败”反省的过程中, 美国学者Bone 提出了著名的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 se sy ndrome, CARS) 假说[1], 指出脓毒症的发生和发展是机体促炎与抗炎机制失衡所致, 在两者交替制衡后, 抗炎机制往往占优势, 并导致免疫抑制。按照该假说, 免疫调理治疗的任务是恢复促炎与抗炎机制的平衡, 逻辑上通过上调促炎机制, 或下调抗炎机制则有望逆转脓毒症的免疫抑制状态。 CARS 假说似乎能够解释抗炎治疗“失败”的原因,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临床研究的支持。1996 年Volk 等[2]报告, CD+14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抗原DR (HLA- DR) 1水平能够可靠地鉴别脓毒症免疫抑制状态。以30% 的HLA- DR/CD +14 作为阈值, 患者预后明显不同。此外, 用免疫刺激剂 干扰素γ( IN F-γ) 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免疫状态, 在HLA-DR/CD+14被提升的同时, 也观察到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 F α) 释放增加。显然, 这项研究是CARS 假说最有力的佐证。一些研究也曾经对脓毒症患者进行了观察[3] , 除了再次证明单核细胞HLA- DR/CD+14具有鉴别免疫麻痹和反映预后的可靠价值以外, 还显示了另一种免疫刺激剂——胸腺5 肽可能对逆转免疫抑制有效。 但是, 在对免疫抑制机制进行探讨时, 一些研究获得的结果却发现与CARS 假说、Volk 的研究相悖[3], 即在HLA-DR/CD+14明显恢复和存活的患者,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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