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旁门正道》有感文龙小学付裕“一只蜜蜂，望见窗外的鲜花，在窗户玻璃上嗡嗡乱撞，却不知旁边的窗户才是开着的……”看到这几句话和封面上的图，回想自己二十多年的教学路，不正像这一只“在窗户玻璃上嗡嗡乱撞的蜜蜂”吗？在教育教学改革大潮中，产生许多名师和专家。百家争鸣，他们为我们呈现精彩纷呈的课堂，和独特的教育教学观念。而杨东教授认为：当下的教育变革，需要找到一条与过去差异化的路径，就是所谓“旁门”。从国家层面的教育变革来讲，过去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似的，但一阵风之后，真正改变就少。能否尝试“自下而上”的路径？这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可润物无声，可以点成线、线成面。从学校和教师层面讲，变革需要自主，需要找到差异化的路径和方法。教育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回归“为学生”，就是所谓“正道”。很多学校都喜欢标榜“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真是这样吗？我以为这是中国教育应该反思的“原点”。教育一旦失去了这个“原点”，一切都无从谈起。杨东这样定位该书：“这是一本非传统意义的读的书，而是让老师和校长改的书。书中的观点不是结论，只是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读书主要不是记忆，而是思考”。他提倡：公开课，请停止“过度装饰”，研究是为了使问题变得更简单，而不是为了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点才能让人看得出来。不改变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最易得，也是难得的财富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教育教学管理必须遵循两条原则：规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加法”与“减法”的平衡。他认为：管理学校和教师的制度，这些制度大多是参照“最低水平教师”或“最认真教师”的问题制定的。结果导致教师花很多时间做些徒劳无功的事。教育只有科学的原则，没有科学的方法。现在很多老师和校长工作的准心严重偏离，很多时候不是考虑如何“为学生更好”，而是考虑如何“让领导满意”。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有两招：一是“整死”；二是“死整”，靠这两招可能出比较高的分数，但越来越难出很高的分数。教育中的“鱼和熊掌”就是“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它们完全可以“兼得”，并互为促进。不是学生适应“标准化的教育”，而是教育要适应“永远差异的学生”。书中，作者对中美的基础教育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中国校园、教室，满是诸如“求实”“进取”“创新”“奋进”之类的“正确废话”，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给学生具体指导？中国的校园文化，能不能更多地说学生“能懂”的话？“会做”的事？教育应当基于学生现实的接受水平。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于中国教育应该是很深刻的。美国教育是以杜威教育思想为基础，强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但杜威的教育思想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未能够大面积影响中国的教育，这种文化现象也很有研究价值。美国课堂教学的方式：做中学、问中学、议中学。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要着眼于学生知识的增长，更要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发展，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但能力却是知识形成的根本。从杨东老师的典型课例中，我们看到中国科学教育往往更多强调知识掌握本身，而美国教育更加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中国学生喜欢揣摩“老师想要的答案”，而美国学生在老师面前有怀疑，甚至警惕的状态；中国学生在课堂上都是坐得那么端正，而美国学生却可以把双腿跷放课桌上与老师对话；中国学校喜欢花巨资建豪华校门，在校门口建LED显示屏，透露出办学者的“心态”，在走廊、过道、楼梯放满图书，展现“书香校园”，学生适应“标准化教育”，而美国的巨资却花在了教学设备、“天才学生”培训的专职老师和专门的教室等上面，让教育适应“永远差异的学生”。中国的图书管理员只是管理图书，发放图书；而美国的图书管理员除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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