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义以为上作者：李翔海《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3日16版）重“德”是中华文化深厚绵长的传统。由此，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高度注重克己修身的自觉。这在集中讨论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儒家义利之辨中得到鲜明体现。义利之辨是儒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近代以来受误解最多的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不仅对其完整内涵的阐释不充分，而且将其基本精神归结为义利对立、认为儒家义利之辨提倡“以义取利”等误解也时有出现。本文拟对其基本内涵与意义做出阐释，并对一些典型的误解做出辨析。儒家义利之辨包含了四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明确反对见利忘义。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学关注的中心，克己修身而成就德性，成为其精神追求。为此，孔子一改此前以社会地位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主张，将是否具有德性作为根本标准，做出了为义利之辨奠定基本精神方向的论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做有德君子而不做只知追求一己私利的小人，正是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为此，儒家一方面明确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另一方面也明确反对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第二，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由于儒家从成人、重德的基本要求出发，充分突显了义的首要性，而且从孔子起就开创了“罕言利”的记录，加之孟子有“何必曰利”的说法，董仲舒留下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记载，宋明理学家也严辨“义利”，这就易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儒家只重义而排斥利。这一认识并不符合实际。在提倡“见得思义”而反对见利忘义的基础上，儒家肯定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对此，孔孟等均有明确论述。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明确承认，富贵为一般人所喜好，贫1贱为一般人所厌恶。这就认可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当然，无论得到富贵还是去除贫贱，都应当为之以道，而不能肆意妄为。这段话可与孔子另一段话相印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正是立足这样的认识，《论语》标举了“义然后取”的原则。可见，在孔子那里，只要是不违背道德而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孟子同样明确肯定了普通民众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面对战乱时代始终不懈地追求王道，是孟子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此，他提出了仁政主张及具体举措。其经济上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首先保障普通民众物质利益方面的基本需求。孟子明确地把“养生丧死无憾”视为“王道之始”。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以“富之”的基础上，再施以教化，就可以推行王道于天下。第三，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即反对在主观动机上假仁义之名而行牟利之实，但却接受在客观效果上因行义而得到正当利益特别是公共的大利。这一点体现得最典型的就是《孟子·梁惠王上》。面对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提问，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面看来，孟子似乎将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只讲义，不讲利。仔细的分析表明，这种认识是难以成立的。通观全篇，此章的完整意涵在于：如果整个社会的各阶层都只知讲利并陷入利益纷争，必将给国家与包括君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带来亡国灭身等巨大危害；只有行仁践义、施仁政，才能“王天下”即结束战乱、走向统一。显然，这不仅符合君主自身的利益，而且更是当时百姓最大的利益。而这种利又是在行义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不仅不是要将义利对立，就其客观效果而言，甚至是“义利双成”。当然，正如“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回答所表明的，孟子的相关主2张不能归结为是主动自觉地“以义求利”，而是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第四，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极端的情况即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与利尖锐对立、只能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特殊情况下，儒家的确体现出了更为注重道义而非利益的倾向，这是其相对于墨家与法家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进而展示了特殊情况下义利间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并揭示了何以必须“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