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两大高峰的碰撞--李白与杜甫的相遇李白和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分别尊称为“诗仙”和“诗圣”，二人在诗歌创作中各有所长，风格迥异，李白长于七绝，夸张大胆，想象奇特，清新自然，天然浑成，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尤善七律，取典型人和事，呈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寓主观于客观，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形象，浸透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严羽评论李白和杜甫诗歌的风格时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然则如此不同的两个诗人在历史长河上却有着一次举世瞩目的相遇，并成为了忘年之交，两人结下深厚情谊，拥衾共眠，在两人以后的诗歌也可看出这次短暂的相遇对各自的重大影响，两人的诗风也互有借鉴。本文将从李杜相遇前之李杜差异、李杜相遇时之情谊、李杜相遇后之诗风转变三个层面对其二人的思想碰撞及诗风转变进行层层剖析。一、相遇前之李杜差异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的两座高峰，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各有千秋，难分高下。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两者都经历了玄宗、肃宗两朝，这是唐王朝由盛极走向衰败的动荡年代，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经过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发展鼎盛的时期，之后由于安禄山的叛乱，唐朝急剧走向衰败。李白与杜甫的青少年，都生活在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稳定的时期，中老年则由于社会动荡，颇受战乱流离之苦。李白与杜甫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爱国，对祖国大好河山、劳动人民的讴歌。李白与杜甫的爱国热情，主要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上，建功立业、平定叛乱、振兴国家是他们的政治追求，虽然这些理想都破灭了，但他们不息的追求、呐喊，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动。但李白与杜甫终究是两个性格迥异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的、鲜明的特点。（一）李白与杜甫的政治理想的差别李白、杜甫在相遇前都是少有壮志的人，李白年轻时即好谈“王霸之术”，杜甫“七龄思即壮”，但两人的具体政治目标与实现途径却有很大的区别。李白在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是战国的鲁仲连、东晋的谢安，前者一箭下聊城，后者一战定东晋，但真正使李白倾心是鲁仲连功成不受赏的那份清高，以及谢安隐居东山、相机而动的那份洒脱，这些与李白自来自去、不受羁绊的为人为事的“口味”很吻合。所以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象鲁仲连、谢安那样，相机而动，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一鸣惊人，然后不受爵禄，飘然而去，归隐山林，洒脱之极。“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是他心境的写照。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上，李白既不屑于通过科举，也不能象边塞诗人高适、岑参那样投身边塞，一步一步做起，他期望的是象吕尚、诸葛亮一样，受人赏识，委以重任，象谢安、鲁仲连那样，一出东山，谈笑建功。当然，他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姜太公式途径不再有现实的基础了。杜甫与李白不一样，他的政治偶像是诸葛亮，诸葛亮的忠义、勤勉、献身精神正是杜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规范。杜甫钦佩诸葛亮兢兢业业、契而不舍的精神，而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实践着。他的政治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通过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因此他为官则“恐君有遗失”，在野则思“涓埃答圣朝”。在途径上，杜甫走的路也比李白实际得多，他做过参军、左拾遗，后又贬为参军，在成都时做过节度参谋等，不管在何职位上，杜甫都尽心尽力，去实践他为国为民的理想，不以官小、事小而不为。（二）李白与杜甫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李白与杜甫都不是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在一生奔波流离中，却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反映、讴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乐。这一方面杜甫比李白更加投入，更深刻。首先从作品的数量上看，杜甫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至“三吏”、“三别”，随着杜甫对人民生活的了解的深入，这类作品也随之增多。其次从深刻程度看，杜甫对劳动人民生活的了解很深入、描绘人民生活真切感人，对人民苦难的根源，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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