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颇让我吃惊，因为这显示了中美双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守易势。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进展，与2008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自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执政，到2010年夏天我结束在华盛顿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美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发难”的过程。（美方再发难部分，参见本书第一、第三和第四章。）如果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博弈的第二轮，那么第一轮，就是围绕着盖特纳的言论展开。2009年1月22日，盖特纳在出任美国财长前回复美国参议员的信中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为此积极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奥巴马的这一结论得到大批经济学家结论的支持。”在我从美国财政部拿到的这份信中，盖特纳直言不讳。而在担任参议员时，奥巴马确实曾支持相关司法立案，要求对中国等操纵货币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由此，盖特纳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何时以及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无补。”为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将制定完整的战略来解决这一货币问题。人民币问题是一个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币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实行的都是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固定汇率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国家将货币与黄金重量挂钩（TheGoldStandard），有的则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别国货币挂钩（ReserveCurrencyStandard）。这种被挂钩的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Reservecurrency），储备货币一般是在国际交易中经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是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货币。二战后的固定汇率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体系则是将两者结合，被称为黄金交换标准（GoldExchangeStandard），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不少种类固定汇率的种类，比如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其他一篮子货币挂钩、还有虽然选定了固定汇率，但隔一段时间就加以调整等。浮动汇率，顾名思义，代表汇率会上下浮动，汇率的变化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决定更困难，所以理论上说带给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也比固定汇率更大。不过，事实也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流动性（volatility）大致相仿。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是会继续浮动。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人民币和美元一起相对于欧元仍持续浮动；其次，采用固定汇率的货架一般也会周期性地令货币升值或是贬值，有时幅度还挺大。这种幅度也可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中可见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兑人民币大致在1：2．46。上世纪70年代，人民币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为1：1．50。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开始逐渐贬值，到1994年贬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固定在1：8．27。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逐步贬值，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出口，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中国贸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开始不断升级。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之所以美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因此美国应该迫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实施制裁。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一次性将人民币升值至1：8．11。人民币随后进入缓慢升值通道。但对此美国仍不感到满意，认为人民币仍存在相当的低估，未能有效改善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华期间，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对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当然，深谙中国国情的保尔森的做法是极有策略的。他回忆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巨大贸易不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源于其货币政策，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来，是美国人储蓄不足，这导致我们进口太多，并对外国资本存在过度依赖。”因此在和吴仪会谈时，保尔森大谈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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