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重生活到艺术生活——佛教与盛唐诗人生活态度傅绍良佛教东传以来，经历数百年的磨合，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由“士”演化而来的，“士”的原始型态是“事”，是一群重行动重效果的知识阶层，特别经过孔孟等儒家先哲们规定之后，“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孔孟的这种士道观念几乎成了中国士人社会生活的基本态度和最终目标。也许孔孟等先哲们当初就意识到“士”的理想与现实是难以真正统一的，因而当时就开具了很多坚定理想和平衡矛盾的药方。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药方大都不离守道和安贫这两味药，教给人们的是一种坚持理想和操守的负重生活，正如余英时所说：“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可以说，负重生活是知识分子一种既定的生活品质。它以一种深刻的个体悲剧意识，实践着自我对社会的深厚关怀。尽管孔子提出过“无道则隐”、孟子提出过“独善其身”，其实这种“隐”也是为“道”而隐，“善”也是用“道”而善，没有超出守道安贫的负重生活原则。当然，道家思想特别是道教的兴起对士人的负重生活和情感是有些调节作用的，这主要体现在魏晋名士的服药、谈玄、饮酒、隐逸等，但是道家和道教没有根本解决生死问题，因此那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们，在摆脱了对功名期待和对现实的某种责任之后，依然未能摆脱“不朽”的困扰。儒家所宣扬的“三不朽”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幻灭了，但道教的长生术却也未能让他们看到生命永恒的灵光，因此，名士们的服药、谈玄、饮酒、隐逸等都带有一种极强烈的悲观和恐惧心理。应该说，佛教的灵魂不灭和生死轮回之说，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死问题，但由于魏晋时期佛教刚传入中国，未能从思想观念和行为范式方面普及开来，因而唐以前的士人们，基本处于一种负重生活状态。盛唐诗人在开始其人生实践的时候，也遇到了以社会事功为目的的“不朽”理想与复杂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他们自我形象预设遇到挫折之时，也大都有过自觉的负重生活，为了心中的那个政治梦想，他们禀承生命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承担起了失意和幻灭给他们心理和精神所带来的重负，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所共有的坚毅和执着的品质。因此翻开盛唐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抒写政治理想的诗句多与写失意和愁苦的诗句同时出现，构成其政治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杜甫自比稷契，为实现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长安苦求十年，失望而归，失意之时，他的心情却是如此：“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济世安民的责任感依然如此强烈而执着，执着中蕴含着一种悲壮，真令人一读酸鼻。此外，高适云：“相逢俱未展，携手空萧索。何意千里心，仍求百金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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