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作者：李玲摘要：本文在对《围城》、《骆驼祥子》、《北京人》等经典文本的重读中，分析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恶女人形象塑造中所表露出的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从而把试图谮越封建女奴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关键词：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主体性男权立场受主流文化思潮的左右，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对男性人物善恶的评判尺度，首先与民族、国家、现代、革命等观念紧密相连。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男性人物之恶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于封建家长、乡村恶霸、军阀官僚、都市流氓等权势群体身上，体现在他们对现代青年、下层劳动者等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暂时还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物的压制、剥削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价值评判特征。多数男性作家对男性现代人性的思考，都深深烙上进化论或阶级论的印迹。不同的是，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对现代女性之恶的言说，首先集中于女性对男性的控制、欺压上，其次才兼带涉及女性人物各自的阶级之恶与个性之恶。在男性叙事者眼中，恶女形象虽也常常被纳入进化论、阶级论的叙事框架中，但她们总是被赋予谋夫、欺夫的共性特征。意识形态话语与性别话语的纠缠重叠，使得男性视阈中的现代女性之恶也常常免不了与欺压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弱势阶层这一卑劣品格紧密相连，但是与男性之恶不同，女性之恶，在男性立场观照下，首先在于她们对传统妇德的谮越，在于她们对男性强势地位的颠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以老舍小说中的虎妞、“柳屯的”、大赤包、胖菊子，钱钟书小说中的苏文纨、孙柔嘉，穆时英小说中的蓉子，曹禺戏剧中的曾思懿，路翎小说中的金素痕为代表。如果不是抱着男权偏见，认定女性必须泯灭自我主体性、被动地等待男人的挑选、温顺地遵从男人的意志，那么，就可以从叙事的缝隙间发现，这些被男作家贴上道德红字布条的女人，她们谋夫的丑行其实不过是她们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垂死挣扎的辛酸。把女性之恶主要界定为她们对传统妇德的谮越，表明中国现代男作家对现代女性人性的价值判断，首先遵循的还是封建从夫道德，其次才是现代启蒙、革命原则；男性的启蒙、革命原则并没有打破囚禁女性的封建从夫道德，并没有真正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性生存中拯救出来，并没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主体性地位。从文本的缝隙间，读出这些“恶”女被囚禁于封建道德牢笼中的性别压制真相，读出男作家竭力贬抑叛女背后的男性霸权心理、男性恐惧心理，打碎男性视阈臆造的恶女镜像，是对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现代性的有益反思。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一方面在春桃（《春桃》）、蘩漪（《雷雨》）、蔡大嫂（《死水微澜》）等主动把握两性关系的女性形象塑造中褒扬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仍然在虎妞（《骆驼祥子》）、苏文纨（《围城》）、孙柔嘉（《围城》）等主动爱上男性的女性形象塑造中继承封建男权道德，鄙视“有心事”的女人，在对她们的咒骂、嘲弄中表达男权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恐惧。现代男作家，经过“弑父”启蒙之后，已不愿再把安排女性性爱婚姻的权力归于“父母之命”，而是要把这一主宰权从家长手中争夺出来移交给与女性同辈的子辈男性。但其把女性当作纯粹是男性主体对象物的思路、否认女性主体性的做法，仍然是几千年男权文化传统的延续。男性文本贬损女性主体性的常规策略之一是，通过叙事内外的点评把“有心事”的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使她们在男性视野中成为不可理喻的、带着危险性的异类，显得可怖可恨。这样，现代男性文本又再一次确认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背弃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这样议论孙柔嘉：“⋯⋯唉！这女孩儿刁滑得很，我带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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