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讽刺|张国风《儒林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儒林外史》特种邮票一套6枚，通过勾线填色、逐层晕染等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王冕画荷》《杜少卿夫妇游山》等6个故事。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对象。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的社会现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讽刺的主要对象。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热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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