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抗战史上的典型战例涞源东临紫荆关，南连倒马关，西趋大同城，北通张家口，地势险要，是北方进入中原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军围绕该县反复拉锯。1937年9月，日军第四十一联队击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补充团一部侵占涞源，但仅依靠伪军驻防。10月10日，杨成武率八路军独立团夺回涞源。1938年3月21日，日军第十四联队再度侵占涞源，由矢崎守备队留守，杨成武率部切断涞易公路，孤立涞源日军。双方战斗到4月11日，矢崎中佐被迫率部撤离。1938年10月1日，日军一一0联队（联队长永幡寮一大佐）再次侵占涞源县城，但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部依然控制城外各要点。10月下旬，日军以第二大队大队长伍信纯一中佐为指挥官，发动了被称作“涞源作战”的“扫荡”，目标直指杨成武部。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与日军苦苦周旋，战斗中日军消耗甚大，原有补给线涞易公路又屡遭袭击，故强行开辟途经飞狐峪的涞蔚公路为新的补给线。敌军大部分物资通过这条线路运往涞源前线，杨成武和王震决心抽调精锐部队，在涞蔚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队，切断其补给，迫使日军中止“扫荡”。11月初，副团长周俭廉和参谋长左齐等人到飞狐峪勘察地形。团长刘转连在听取他们的勘察汇报后，决定将明铺作为伏击阵地。我军根据情报得知日军一个大规模的运输队将从蔚县出发前往涞源。11月16日拂晓，晋察冀分区邱会魁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和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进入明铺附近，设下了伏击圈。七一七团埋伏在明铺西边的山上，友邻的两个团则埋伏在明铺东边的山上，他们预料我军总兵力是日军的10倍多。意外却在16日中午发生了。左齐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埋伏半天以后，老乡的一头毛驴误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不久，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在沟口外上空久久徘徊不去。”伏击部队很快接到上级命令，称伏击圈已经暴露，敌人可能发现了我军的意图，并推测敌人或会取消运输行动，或会抽调主力伺机消灭我伏击部队，因此这个仗不能打了，所有部队撤出伏击圈。晋察冀的两个团随即撤离。刘转连却让撤离途中的七一七团停下，他和几名高级指挥员在山坡上开了个会。刘转连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埋伏，也应该能发现我们撤出伏击圈，那么敌人的运输队就可乘机通过，所以我们应该杀一个回马枪，半夜再回去设伏，打敌人个措手不及。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冒险，但也颇合逻辑。问题是，兵力不够。晋察冀部队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电台，此时已经无法联系撤离的另外两个团，这一仗只能靠七一七团自己了。而这次攻打敌军运输队，七一七团出动的只是两个主力营，即六个步兵连，不到七百名官兵。开往涞源的日军运输队总兵力大约是这样：田原少佐率领的师团辎重队护卫人员约半个中队合计72名官兵，中途加入的三宅护卫队有71名官兵，从蔚县返回涞源搭车的伤愈官兵7名，修理班人员2名。此外有翻译、伪自警团人员若干，以及84名司机。从日方事后的报道来看，队伍中还有5名新闻记者。天渐亮，敌人一夜都没有出现。显然，刘转连推测得十分准确。7时，田原少佐直入七一七团的包围圈，到达飞狐峪谷口的北端—北口村。在这里，田原少佐遇到了一个“部落民”—当地伪组织自警团的成员，有为日军提供情报和侦缉的任务。据日本《步兵第一一O联队史》记载，这个“部落民”和日军一起进了飞狐峪。他在北口村向日军报告说，前一天他的马在飞狐峪的出口处—明铺村的北端，踏上了地雷被炸死，他因为跟在马的后面比较远而幸免于死。七一七团的兵力部署，包括“一面坚盾”“一口快刀”和“一张大网”。出了飞狐峪，到涞源一线的地势相对平坦，刘转连预料日军中伏之后，其主力必然拼死向涞源方向突围。因此，他在明铺村布下全团最精锐的一连，让这面“盾牌”死死顶住敌军的猛攻，将其关在盆地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快刀”的二连，从左侧山顶直接切向日军退回蔚县的飞狐峪谷口，斩断日军回撤的道路。这“一刀一盾”将日军关在盆地中后，二营的三个连将如天网从山顶直扑下来发动总攻，一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用火力杀伤敌军，一边和敌军展开白刃战，用刺刀解决最后的战斗。我军在火力上不占优势，最能发挥优势的便是白刃战。刘转连和左齐经过讨论，预料日军最终会被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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