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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