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进化论之扬弃，生命起源理论之革新！生命从何而来？又驶向何方？这既是哲学也是科学的终极困惑。对哲学来说，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但人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忽视生命的本质就不可能深刻认知人类自身，更不可能完美诠释哲学，这就是为何哲学从来都不乏生命的身影。生命的起源与演化之复杂与悠长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切自然科学所能驾驭的范畴，因此，对此的科学探索也需借助哲学家的深邃思辨。假设你想挑战在几十亿年的时间尺度上，在如此广袤的地球表面，生命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起源这样的问题，而且不但没有可以辨识的化石记录，连它的近亲可能也早已化为乌有，假如你还要冥思在如此悠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第一个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是怎样演化出包括像我们人类这种繁复而睿智的动物在内的数千万个物种（绝大部分俱已灭绝）这样的难题，而我们还得局限于一个人的生命又是如此怱猝（百年之计）之现实，那我们如何才能从纷繁杂乱的现实世界与支离破碎的历史残迹中接近真理呢？在生命起源的浓浓雾霭之中，现代科学也完全失去了悦目赏心的灿烂与绚丽！进化在我们身边还留有可以辨识的印迹，因此，我们还能不断地获取感性经验；但对生命起源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已经事过景迁，远古的祖先很可能早已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了。因此，对信奉知识只能源于经验的人来说，生命起源是不可能被认知的。当然，理性主义者则会乐观地认为人的心智可获得一切知识。而我赞赏哲学家康德的见解，即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要将经验转换为知识，还需要理性（或称范畴）—人类独有的一种天赋。生命科学的两大领域—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它们在一些层面上又交汇融合，唇齿相依。由于关乎到对人类自身的认知，从古至今人们对它们的思索或探究就未曾歇息，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乃至社会大众。1.进化论—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的拉马克和达尔文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凭借对万物本原（即万物由它组成，最初自它产生，之后又复归于它）的思索，认为生命是由无机的物质元素产生，是宇宙演化的产物，甚至提出了所有的生命都来自海洋以及人是从鱼而来的惊人猜测。当然这还缘于他们所秉持的变化发展与普遍联系的世界观。这种猜测甚至与现代科学的总体认知还惊人的一致，堪称理性思维的杰作！但在宗教统治的中世纪，物种被戴上了神创论与不变论的帽子。进入十八世纪，博物学（对大自然进行宏观观察和分类）日渐兴盛，关于动植物的知识快速积累，一些进化论的先驱—马耶、布丰、达尔文的祖父等开始崭露锋芒。到了十九世纪，终于迎来了两位进化论的巨星—法国人拉马克和英国人达尔文，前者主张内在复杂化趋势、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后者信奉随机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他们都认为生物具有变异性，但前者更强调（主动的）适应性变异，而后者则强调（被动的）随机性变异，并添加了一种筛选机制。达尔文认为，每个种族都会产出过剩的个体，而食物和空间是有限的，每个个体都要为生存而斗争，而个体间由于随机的变异会呈现出生存能力的差异，于是只有最适者才能成功地繁殖出更多的后代而使种族延续下去。这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推论，但在当时却是改变思维的一个飞跃。凭借着丰富翔实的博物学资料和天才的雄辩，达尔文塑造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进化理论，从此成为人们膜拜的圣典。当然，那时动植物化石的稀缺限制了他对物种演化历史的把握，而对遗传的无知则阻碍了他对变异机制的认识。古希腊的进化观停留于一种哲学揣测，因为生命是物质世界的一类，当然也属于哲学家理性思维的范畴。而十七～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对动植物进行观察的时空尺度有了很大的扩展，这些促进了通过举证对进化规律的剖析，当然也会借助哲学的思辨。由于物种形成如此漫长，人的一生绝不可能目睹上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化石证据也零散细碎，因此，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只是一种推理性的猜想，并未提供可以验证的途径。2.后拉马克—达尔文时代在博物学巅峰时期降生的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并未坚韧地根植于博物学的宏阔之中，它们均在微观论点上遭逢抨击—前者的获得性...
V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