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绳索捆绑孩子如何成人作者：祁钰“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台上，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提出问题。台下，大学生、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在认真聆听。整间教室里没有一个空座，挨着墙壁的一圈人或站或坐，门口还不断有人挤入，在人群缝隙里探出半个身子。几个身穿高中校服的学生快速从后门跑到第一排，在座椅之间的走道上找好位置，挨个坐到地上。这是复旦大学近日举办的一场讲座的盛况，讲座题目是严肃的：《人是怎么不见的——上海高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讲座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和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参加点评。演讲的主角黄玉峰则是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演讲开始前，他刚刚从邓正来手中接过了高研院兼职教授的聘书。邓正来介绍，中国社会的深度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小学教育，研究人员很少与学生、家长以及基础教育体制直接打交道。他说，“这很可能是高等院校，第一次邀请一位中学老师做兼职教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快乐幸福，却给人带来痛苦“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没有哪一个教师说教育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哪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山西一所中学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杀害；因为考分压力大孩子弑母……黄玉峰经常看到类似的事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黄玉峰一直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自由地生长，让人性升华，让人快乐幸福。但许多事实反映出教育给人带来痛苦，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在他看来，有五条绳索捆绑在孩子身上，使“人”消失了。“首先是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黄玉峰总结了功利主义的两个方面。过去是政治挂帅，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着眼点在于人是机器，是螺丝钉，这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后来是分数挂帅，一切看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成了分数的奴隶。“进入高校以后人们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这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黄玉峰提到6岁的窦蔻出书事件，当时许多媒体在宣传一个概念：“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他写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定输赢》来反驳，“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国家讲人要做螺丝钉，但人人又不愿意做小螺丝钉，所以竞争很激烈。”他分析，功利主义是从上到下的：“教师要服从校长，校长要服从教育局长，局长要服从顶头上司，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名誉的、地位的这些功利主义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天一天让他们痛苦起来，从小就有巨大的精神压力。每天很多孩子在厌学，甚至用伤害教师的方式来反抗。”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功利主义通过应试教育实现，如今应试教育究竟怎么回事？”黄玉峰举了一个例子：考试中，学生富有灵气的回答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最好的能得及格分，稍差的统统不及格。”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专制主义：“高考指挥棒训练人揣摩出题人的意图，长久训练以后，明知这样答不对，但学生仍要去迎合，这样人格分裂对学生危害很大。”黄玉峰认为，专制主义的教育造成许多缺失，包括同情心、独立精神、自己的想法等等。“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学得很苦，但到了高中以后还是‘空如洗’，所以复旦大学要搞通识教育。其实很多书都应该在初中、高中就看，应该做的都没做，学生们都被习题占有了。”再一条是猖獗的训练主义。专制主义通过训练实现：“要很快达到目的，实际上搞的是教育大跃进。”黄玉峰看《学记》里讲“学不躐等”，意为教育不应该超越当时的阶段，但现在的教育是反其道而行之。黄玉峰认为，高中最要紧的是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包括汉语的认字、识字系统，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和母语文化认识系统。“现在语文课教成外语课，外语课有语法，语文课也变成语法课。其实语法是外加上去的，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意见。”黄玉峰认为，最糟糕的是，人们常常把意见等同于知识，“考题出得再好，判断对错，也是一种个人的意见。知识像历史朝代，是不能动的。知识和能力有区别，但知识总是要掌握的。”黄玉峰曾经教过苏步青的孙女，他还记得家访时苏步青的意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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