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祁彪佳对梅鼎祚《玉合记》的戏曲批评摘要：祁彪佳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戏曲理论家、藏书家，别号远山堂主人，在他所著述的经典作品《远山堂曲品剧品》中，对梅鼎祚的经典剧作《玉合记》有过许多的论述，称其可以算做一个能品，但同时又“止题之以艳”，在文学价值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我们去阅读和欣赏这部《玉合记》的时候，可以发现其中的骈俪文风的，不难看出骈俪派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意从中寻到一些有益之物以昭启古今。关键词：祁彪佳；梅鼎祚；玉合记；骈俪；文学批评一、《玉合》之艳及祁彪佳评其骈俪通读梅鼎祚的《玉合记》，并且结合祁彪佳对于《玉合记》的批评，可以看出《玉合记》作为一部戏曲，在中国的戏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一些字句的处理和文笔的行走上，还有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仔细分析下来，关于其“能”要正视，关于其“艳”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评判。（一）浅谈祁彪佳戏曲品评与梅鼎祚《玉合记》祁彪佳（1602（壬寅年）-1645（乙酉年）），明代政治家。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山阴（今属浙江绍兴）梅墅村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四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后受权臣排斥，家居8年，崇祯末年复官。清兵入关，力主抗清，任苏松总督。清兵攻占杭州后，自沉殉国，卒谥忠敏。祁彪佳戏曲批评著作《远山堂曲品剧品》存世（其中《曲品》有残缺）。《剧品》收杂剧剧目242种，是明代著录名人杂剧的唯一专书；《曲品》收传奇剧目467种。其中有明、清同类著述中未见著录的戏曲曲目295种。两书增录了许多重要戏曲作家的作品，并改订了以前曲目的错误，另附杂调一类，收弋阳诸腔剧目46种，尤为可贵。与吕天成《曲品》相较，以搜罗广博著称。每种剧目后都有简短的评论，从中可见祁彪佳的戏曲主张。梅鼎祚为明代文学家，戏曲、小说家。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宣城（今属安徽）人，世称宛溪先生。所作《玉合记》为昆山派的扛鼎之作，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玉合记》为梅鼎祚所著的戏曲，共四十出。此剧据唐孟綮《本事诗一隋感》中韩拥的故事和许尧佐《柳氏传》演义而成。写唐代诗人韩翔爱慕李王孙的侍姬柳氏，便托侍女送给柳氏一个精致的玉合（合，古盒字）。李王孙发现柳氏对韩颇有好感，便把柳氏许配给韩[2]。韩在外平叛之际，柳氏为好色之徒沙吒利所夺。柳氏在沙府几年，始终未有从沙，并在玉合中装上香膏和用轻素织成的同心结，以示对韩之忠。后因虞候许俊相助，韩柳得以破镜重圆。有万历年间刊本、《六十种曲》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二）“止题之以艳”看骈俪在《远山堂曲品剧品》中，祁彪佳曾这般说过：玉合:骈俪之派，本于《玉玦》，而组织渐近自然，故香色出于俊逸;词场中正少此一种艳手不得。但止题之以艳，正恐禹金不肯受耳。(艳品)在这个注评之中，祁彪佳直言“本于《玉玦》”，所以分析《玉合记》之时，便要对《玉玦》之于梅鼎祚或者是祁彪佳的判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那么其中何为《玉玦》？又何故“香色出于俊逸”？所谓《玉玦》即为郑若庸所著的《玉玦记》，郑若庸，字中伯，一作仲伯，号虚舟。现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郑若庸小传如下:“若庸字中伯，昆山人。早岁以诗名吴下，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人邺。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逢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于是海内游七争担簦而之赵，以中伯与谢榛故也。中伯在邺，王为庀供张，予宫女及女乐数辈。中伯乃为著书，采掇古文，奇累千卷，名曰《类隽》。康王薨，去赵，居清源，年八十余始卒。诗名《結蜣集》。又善度曲，有《玉玦传奇》行世，或曰荥阳生其自寓也。”郑若庸出身书香门第，祖辈投身科举，就在他四十三岁时，他的父亲还入京国子监秋试失利，在这种的家庭环境浸染之下，他的古文辞赋功底相当深厚，“海内殚文之士，争慕山人”，反映在戏曲创作中就是典型的以诗词入曲，以时文法作戏的倾向，在他的《玉玦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郭英德在《明清传奇综录》中评价《玉玦》“实为明传奇文词派（或称骈绮派）的开山之作”[3-4]。事实上，在明代即有曲论家对这部传奇进行过大量的品评:吕天成《曲品》称《玉玦记》“典雅工丽，可歌可咏，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