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权的宪法结构与权力内涵——基于对共和国历史的考察目次一、绪论二、监察权内涵的理论表述（一）监察权内涵的官方表述（二）监察权内涵的学术研究（三）监察的规范含义三、监察权的历史演变（一）监察权的规范变迁1、1949-1954：《共同纲领》结构下的监察权2、1955-1959：五四宪法对于监察权的改变以及监察部的撤销3、1982-2017：1982年宪法下的监察权（二）监察权的权能变化1、1950年代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与工作方式2、1980年代监察机关重建后的职权与工作方式3、返回《共同纲领》：重新理解监察权权能4、群众路线：监察权的宪法功能四、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与权能内涵（一）监察权的宪法地位（二）监察权的权能内涵（三）监察权与权力监督体系的新架构五、结语一、绪论2018年3月20日的上午9时06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授权，全面推广，到《宪法》修改与《监察法》立法，监察体制改革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法制化道路。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于2016年底获得通过、颁行，宪法学界就对于监察制度改革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投入了难以计数的笔墨。学者们首先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授权主体的合宪性提出了猛烈质疑。通过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规范分析，有学者指出，类似于监察制度改革这般“实质性改变现有宪制机构的职权配置以及不同宪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授权，1只能由全国人大做出。全国人大或可通过其职权中的兜底条款（《宪法》第62条第一款第16项：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试点改革，后者便可据此授权链条获得制定具体授权方案的正1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6页。当性。2有学者进一步将切入点从《宪法》转向《立法法》第十三条，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据此条款，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学者们将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作为适用这一条款的个例进行观察，如沈岿教授指出了监察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并将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做出的试点决定进行对比，尝试论证类似于监察制度改革这样的“宪制改革试验”只能由全国人大进行授权。3郑磊教授则对《立法法》第十三条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范和实证分析，进而指出常委会进行授权的内容（“权限要素”）应当不包括对国家机构进行调整等须经修宪才能完成的事项，并且不应当超越自身的立法权限。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决定不仅在试点地方设立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机构，并且涉及到对于多项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的原则性修正，因此有违法（违宪）之风险。4对于试点决定合宪性的质疑，实质上指向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限划分与宪法地位问题。近十几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引发了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而对于试点决定合宪性的质疑正可以被视作这一热点问题的延续。实际上，不只是问题意识得到了延续，法学家们所持的教条式规范话语与方法都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同时，针对试点决定的批判又隐含着更为抽象性的政策主张——尽管法学家们大多认同全国人大可以授权设立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在改革的迫切需求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做出平衡的权宜之计。对于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必须落实于宪法修改，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将会剧烈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组织样态，并可能与未修改前的《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职权）产生规范冲突。5这使得问题进一步上升到了对1982年宪法的包容度以及宪法变革之临界点等等问题的理解。由于学2参见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载《法学》2016年第12期，第7页。3作者对于“宪制改革试验”的具体含义进行了详细论述。参见沈岿：《论宪制改革试验的授权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4参见郑磊：《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授权”要素论——基于《立法法》第13条的规范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