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冰心与萧红笔下恶婆婆形象的相同点摘要：在冰心、萧红的笔下都出现了可恶的“恶婆婆”形象，但同样的形象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却得到了不同的表现，通过她们，不同的作者表现了对这一形象不同的思考。本文从家庭环境、写作背景来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归纳出这种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关键词：冰心；萧红；恶婆婆；相同点引言冰心、萧红，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出类拔萃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都以细腻的散文特质见长。前者是一位文学大师，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及创作风格，向人类贡献爱，向少年儿童奉献启迪人性的母爱；后者则以散文笔调著称的中短篇小说闻名文坛，成为一代特具风格的经典作家。“五四”运动以后，一批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通过她们的创作对“恶婆婆”这一形象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冰心的《最后的安息》、萧红的《呼兰河传》就塑造了这样一些“恶婆婆”形象——翠儿婆婆与小团圆媳妇婆婆。一、冰心与萧红的人生对比冰心的一生幸福指数相对地高，而萧红虽然只活了31岁，已经经历了三任丈夫（亦即三个婚姻），而且，后两个丈夫，同她一样，都是作家，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领有一席之地的名作家。遗憾的是，萧红的幸福指数委实是太低太低了。冰心与萧红两人幸福指数的明显差异，源自于各人恋爱观、婚姻观与家庭责任感的不同认知。冰心先生与吴文藻教授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到组成幸福美满家庭，相濡以沫到终老[1]。冰心与萧红，她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创作风格，她们是很难为政党、政治所左右了的。而且，两人都没有过多介入政治的愿望。冰心与宋美龄之间关系不错，她们不仅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前后期的校友，而且还一度在抗战陪都重庆的一个机构共事过，冰心是宋美龄亲任委员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文教组组长。当然，任文教组长的主意正是宋美龄提出的。但是两人之间的这种合作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惨剧，冰心有感于国民党的残暴和破坏抗战剪除异己的恶行，从而辞去了这个职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后，作为该政权驻日本外交机构的代表的吴文藻与夫人冰心，最终选择回归新中国。1951年回国后，冰心备受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重视与关怀，但这并不妨碍她依旧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及不过多地卷入政治。在新中国，她从来没有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相反，她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直至1999年以百岁高龄逝世。这就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意识的冰心。而论及萧红，萧红是厌倦政治的。而且处处、事事、时时都想远离政治（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显示民族气节的立场，不在此“政治”内）。如1938年夏日在武汉发生的两次争论，是再也明显不过地印证了萧红这个远离政治的态度的。一个是来自延安的哈尔滨时期老友，被萧红视之为兄长的高原批评她与萧军的分手“太轻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时，萧红则气鼓鼓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同样是在武汉，面对自哈尔滨到青岛，数度于危难之际救援过她的老友、共产党人舒群一次复一次地劝导她去延安的说辞（还有丁玲等人），萧红总是予以拒绝，且不留余地。及至有一次，为争论这个问题两人吵了整整一夜。萧红不容置疑地告诉对方，她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说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因此，她不想也不愿去什么延安！听到她这样斩钉截铁的回答，从此，舒群放弃了说服她去延安的念头。萧红一次复一次的人生悲剧的演绎，有力地证实了冰心先生关于“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的告诫，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宝贵啊！而冰心先生，正是以自己和丈夫吴文藻几十年如一日持续经营“没有乱方寸”的“家庭小空间”的生动实践，向世人作出了无声胜有声的一个范例。二、冰心与萧红笔下的恶婆婆形象说她们是“恶婆婆”并没有丝毫夸大之词，她们都曾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儿媳。《最后的安息》描写的是童养媳翠儿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作者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