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制度变迁周其仁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全部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结构——的改革与变迁。这是近20年来我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结集出版的机会，我要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脉。1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说过，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miltonfriedman（1962），pricetheory.aldinepublishingcompany，chicago.chapter1.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惟一可观察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选择性可言。是的，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在那个时代，“选择”——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选择——在制度上没有合法性。要非常深入地观察和体验才有机会让我们发现，即使在不容自由选择的经济体制下，私人选择仍然顽强地存在。拿我自己1968—1978年间在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说吧。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他是不是在作选择。同样的天气、地亩和劳动力数目，实施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相径庭，不是劳动者在作选择又是什么。还有那朝令夕改、有时候近似胡来的“生产和投资决策”，难道可以归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个人性情”。若是，为什么在管理者私人消费的领域，我们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荒唐。说起来这是我学到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在看似不容选择的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在作选择。当时我还没有可能发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个人——农民、职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事实上从事生产性的选择。在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制度下，第1页共6页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我的问题其实是：这种看似不合法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微不足道的“权利”，是怎样在公有制经济里扎根的呢。2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松绑、承包和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现，“外资”经济在沿海大城市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机勃勃地成长。8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度修订，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机缘巧合，我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参加了由杜润生先生指导的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凡9年。关于这段难得的经历，我在1993年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的前言里做了回顾。这些调查在当时是为中央政府制定农村改革政策服务的，因此除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的基本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和许多关于改革的歌功颂德并不相一致。事实是，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产权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了。令我好奇的问题是：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产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用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来回答上述问题似乎是容易的。既然人性为私，私产制当然就自发地、大规模地成长起来。问题是，要是人性为私的假设可以解释公有制产权改革的起源，那么，同样的人性假设怎样容得下公有制的建立呢。到后来我才想明白，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重点并不是人性为私，而是“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因此，“人性为私”本身并没有多少解释力。我认为要紧的是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面临的约束条件。我坚持问：在同样的人性假设下，为什么经济制度即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私产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第2页共6页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长期的调查让我认识到以下三重约束不能忽略。第一种约束来自国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而即便进入了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