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汤志祥0．0．导言0.10.1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在经济、科技、生活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而且在思想、文化、观念上也同时出现了巨大变革。那场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引发了意识形态和语言生活从量到质的跳跃性变化。0.20.2语言是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和微观步伐的。作为人类社会所有信息的表达和传承者，语言四大要素中一直处于动态状况的词汇和语义最能折射出一个社会及其文明程度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滴成果。从这一点说，研究语言状况，尤其是它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变化，就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它的历史进程；而探求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必须考察其语言生活。毫无疑问，我们从词语和语义的的“代沟”中可以找寻到的时代发展的印记以及文化变迁的轨迹。0.30.3粤语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大特点。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一说是十大方言1[1]）中的一员，粤语，尤其是粤语词语2[2]，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随着粤语“北上”⑴的强劲势头，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氛围也悄悄地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氛围。1．本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1)——外延和规模1.11.1在汉语和汉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北方方言和华夏文化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打从有文字（甲骨）记载的殷商开始，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语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整个发展路向，无论是从语言的“雅言”（商周）——“凡语”、“通语”（两汉）——“官话”（明清）——“国语”（民国）到“普通话”，还是从文学的《诗经》（周春秋）——《史记》（西汉）——“诗”、“变文”（唐）——“词”、“话本”（宋）——“杂剧”（金元）——到“小说”、“戏曲”，（明清），亦或是从儒学道统的“孔子”、“孟子”及其诸子百家（先秦）到程朱理学（宋），都是以建都北方的各主要朝代的京畿语言、道德伦理和社会风俗为代表的。北方话一直是汉语的基础方言；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滥觞和圭臬；儒家哲学一直是国人的思想典范和行为准则。即使到了宋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渐超过了黄河流域，但传承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局面和以北方文化为主线的格局，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江浙财团的崛起、外国租界的出现和海派文化的兴盛，曾经使得南方吴楚文化或者说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引领风骚于一时。二三十年代相当发达的的沪上电影、广播、报刊、小说以及吴越戏曲、市民说唱等都显示出当时的国语具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和方言语句的特点，另外，国语中还吸收了一些上海话的词语3[3]也给那个时代民族共同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但相比较而言，那个时代吴语、江淮官话和吴越文化对整个民族的所产生的1[1]十大方言：指在传统划分的北方、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外再加上晋语、徽语和平话。2[2]本文的粤语词语主要指通行于穗港澳三地的词语。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通行于香港地区。下文称之为“粤港词语”。3[3]如：名堂、把戏、瘪三、垃圾、蹩脚、尴尬、货色、龌龊、识相、搭界、晓得、亭子间、触霉头等。影响，不论是在深度、广度上还是在外延和内涵上都不无法与当代粤语对整个汉语、汉文化的辐射面和渗透力相比拟。1.21.2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由于当时的四个试验场——“经济特区”都建在广东和福建，而广州、深圳又为其翘首。天时、地利使得得风气之先而又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子由昔日相对比较落后的南方边陲摇身一变而为思想最开放，行动最迅速，经济最活跃，成果最显着的开放前沿。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南而北扑面而来。先富起来的百粤大地使得“南风窗”吹来的炽热之风卷起了全国性的改革浪潮。而随之而来的是：粤语竟然一时间扶摇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语言。自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