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作者：叶青青来源：《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09期【摘要】互联网的崛起不仅对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也引发了关于新媒体时代捍卫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与支持新媒体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向我们提供的机会，就必须超越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充分认识到两种新闻生产方式中都存在的为公众探索新闻事实与真相的共识。为此，回顾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与李普曼之间那场关于媒介、公众和民主政治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双方在争论中所秉持的共同原则和各自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应关注的是：什么形式的新闻生产实践或社会调查能补充当前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而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促成关于复杂事务的集体的社会判断，进而实现对民主公众的培育。【关键词】新媒体；新闻生产；杜威；李普曼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着新闻业的发展，从而带来民主公众的启蒙和大众社会的形成。从古希腊识字率的扩大允许在法律讨论中有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打破了仅仅被贵族阶层所掌握的话语权，到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推动了哲学与科技的变革，并最终推翻了教士和贵族的统治，产生了崭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制度。相隔几个世纪后，当学者们开始探讨电子民主，互联网上的公民社会，并提出“互联网是否能形成一个市民交谈或了解信息，并准备或进行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的聚会场所，这个问题显得很严重”时[1]，关于公众、媒介和民主参与的论争在新媒体时代仍在继续。在捍卫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与支持新媒体的平等主义之间，似乎总是存在一种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紧张关系。本文回顾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翰•杜威与沃尔特•李普曼之间那场关于媒介、公众和民主政治的讨论，根据双方在争论中所秉持的共同原则和各自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应关注的是：什么形式的新闻生产实践或社会调查能补充当前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而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促成关于复杂事务的集体的社会判断，进而实现民主公众的培育。一、传播技术革新的民主预言对于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很多人都看到了它在推动公民政治民主参与中的正面作用。互联网提供的言论表达空间，直接加强了被边缘化的或其他被压迫群体的声音，通过支持对主流话语和权力结构的抗争，“为公民的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新媒体所承担的参与传播的渠道作用，也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公共领域，促进社会思想的流通与社会表达的沟通”[2]。而对其负面影响持谨慎态度的人们，也在呼吁要警惕网络非理性导致的“开放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数字鸿沟所带来的马太效应，“信息富有者成为网络民主参与的优势方，通过信息表达成为政策的更多受益者；而信息贫困者则被阻挡在网络民主的大门之外，利益诉求无法得到表达”。［3］并且由于把关人缺乏导致网络上的海量信息真假难辨，使得网民在进行政治参与时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甚至容易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利用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新工具。对新媒体的技术革命所预示的民主意义的探讨，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它竟然与那场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有启发性和最激烈的思想辩论”联系在了一起。［4］那场思想辩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的新闻专栏作家李普曼和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之间，围绕的问题就是在需要复杂的答案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政治环境中，中介性的交流，尤其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交流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李普曼和杜威都试图超越那种对复杂问题进行极端化处理以致公共讨论难以开展的二元对立，然而关于他们之间那场对话的流行神话却已经成功地将其改写为一场双方展开辩论的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冲突包括局内人和局外人、专家治国和大众民主、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冲突。身兼《纽约客》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和新闻学教授头衔的埃里克•奥尔特曼将杜威、李普曼之争置于他关于互联网博客的民主意义的当代语境中加以探讨。在奥尔特曼看来，发生在李普曼所代表的“典型的权威内幕人士”和杜威所代表的“民主教育的先知”之间的争论，可以用来指导当前有关互联网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描绘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