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气使才，骋节争驱——建安诗歌盛因探源西藏拉萨市第八中学张凤梅内容提要：中国古典诗坛，在《诗经》之后沉寂了四百余年，却于建安时代再度兴盛，探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亲历汉末动乱，颠沛流离，感时伤乱，思想解放采民谚俚语，笔法《诗》、《骚》，终以文才见用当世。关键词：建安诗歌兴盛承革一、雅好慷慨，志深笔长《诗经》时代之后，中国古典诗坛，沉寂了数百年，到建安时代，突然勃兴，在这勃兴的背后，隐藏的是诸多原因，其中，汉末持续了多年的社会动乱，不但让诗人们同其他社会各阶层一样惨遭生离死别，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较秦汉诸多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动乱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诗歌创作的基本素材之一。建安文学，始于董卓之乱，终于太和年间，前后连绵四十余年，而这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战乱之中。董卓将东汉都城洛阳夷为平地，将大都市长安变为空城；随后的军阀连年混战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搞得是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露平原”。在这种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许多诗人均居无定所。“幽燕老将”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为一身的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他的两个与诗歌打交道的儿子——曹丕和曹植，都是“生乎乱，长乎军”的。建安文学的三巨头，都与军旅生活息息相关：有军队的地方就有军事，就一定会有伤亡、离乱，而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有利素材。建安文学的中坚力量——建安七子，也都经历了汉末大乱。身为汉臣、年龄最长的孔融，终其一生欲忠于汉室，首先两次经历了汉末的党锢之祸，后因不愿与董卓同流被贬北海，再后来因为不愿同袁绍或曹操合作，而终于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杀。“七子之冠冕”王粲，虽出生于王氏大家族，青少年时就于董卓之乱后长途奔波投靠荆州刘表，归附曹操后于建安二十二年病死在东征孙权的途中阮瑀的故乡陈留，本身就是汉末军阀混战的主战场之一；身为汉臣的陈琳，在董卓之乱后，逃命荆州；他们归附曹操后，同为司空军谋祭酒。阮瑀逝于建安十七年而陈琳同刘桢、应玚、徐干等不幸同时病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建安七子都生活在汉末大动乱之中，基本上都参加了汉末的军事斗争和政权组织，他们对汉末社会感同身受。建安文学的辅翼——弥衡、蔡琰、吴质、杨修和繁钦，同三曹和七子一样，亲历了汉末动乱。弥衡在曹操刚立足之时，打算依附曹操未果之后，转至刘表麾下，还是不顺，于建安三年被害于黄祖之手。董卓之乱前新寡的蔡琰，在乱世之中，不幸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改嫁董祀。吴质在太子位争中显露政治才能，后成为明帝政治集团的中坚。杨修和繁钦也都去世于建安末年。总之，建安时代的诗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汉末的大动乱，大部分也都亲历了建安十三年后北方曹魏局部安定：社会动乱，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现实题材；而社会的局部相对安定，又为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题材所以，建安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客观上丰富了建安诗歌的创作素材。此外，由于汉末居思想正统地位儒家思想的没落，道、释思想的抬头，对诗人们的思想的解放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创作的活跃。如，曹操在用人标准上就明显地突破了儒家用人的品德要求，孔融、杨修和弥衡都是不遵儒家礼法的突出代表。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及建安诗歌兴盛的情况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这是讲，就建安时期的诗文，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诗人们的情志都比较深刻，笔意特别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二、鄙质偶语，妙绝时人建安诗歌是在继承《诗经》、《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对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大部分乐府诗不论在形势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突破了汉乐府的模式；诗歌体裁除了对汉乐府的突破之外，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向民间诗歌学习的基础上，以正式身份登上了文人诗坛。曹操的诗歌，直接取法于《诗经》。曹操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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