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巴金与沈从文的最后晤面吴泰昌挚友相见，“聊得很痛快”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1974年，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其时尚未结束“审查”。就我的记忆，巴老“文革”结束后来京，曾四次去看望沈从文，一次是在臧克家家中，一次夜访未遇，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又去小羊宜宾胡同相访未遇，最后一次是在沈家。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达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西苑饭店。在会议上，巴金见到茅盾、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曹禺等老友，大家都是10多年不见了。会议结束后，他想看看朋友，将女儿李小林叫来陪他。3月8日，经周而复安排，巴老父女迁到前门饭店357号的一个套间房。次日，他们便开始频繁的访友活动。小林与我商量，有几处也请我陪陪。11日下午，巴老去臧克家家。巴金与克家从1977年4月起已恢复书信联系，巴老还代小林他们的《浙江文艺》向克家要过两首诗。10日晚，我专门去了克家家，转告他明天下午巴金来看他。克家和夫人郑曼当即决定明晚请巴老吃饭。克家说，主要是叙叙，就在家里吃吧，再约上当时在京的萧滌非、徐迟。山东大学教授萧滌非是克家的老乡，克家任《诗刊》主编时，徐迟任副主编。小林约好，当天下午我在《人民文学》办公室等她的电话。下午3时多，突然接到沙汀的电话，说巴老在张天翼家，叫我用车去接。天翼当时因脑血栓半身不遂，行动谈吐不便，靠打手势交流。我与天翼在干校同在一个连队，回京后又同住大佛寺一所宅院，他住正房，我住厕所隔壁的一间厢房。他夫人沈承宽和我是《文艺报》的同仁。我坐《人民文学》的车到天翼家，巴老、沙汀正要起身。按计划，从天翼家出来，先去夏衍家。也是头天晚上，我从克家家出来骑车到夏公家告诉他。夏公问我巴金能呆多久，我说从您家出来再到克家处，他说：“这样我就不准备留他吃饭了。”巴金在夏公家坐了不到一小时。他们彼此问候，夏公问了上海一些朋友的近况。夏公拄着拐杖送巴金到大门口。在去克家处的路上，巴老突然问我：“从文家离克家家远不远？”我说很近几百米。我知道巴老想见沈先生。是在克家家见，还是从克家家出来再去沈家？巴老没说。我第一次见到沈老，介绍人是沈夫人。1964年春天我到《文艺报》工作，已听说沈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我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1965年我去京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兆和在一个生产队，开始有了接触。她知道我是安徽老乡，又是北大出来的，渐渐交谈起来。因工作关系，个把月我能回趟北京。有次我正走出村口，她在后面叫我，匆匆地递给我一封信，请我去她家看望一下沈先生，捎回来一点茶叶。看了信封上的地址，我心里一愣，原来沈先生家离我家住处很近。当天晚上，我在浴室里洗了个痛快澡，就去东堂子胡1同沈老家。原以为那是座独居的四合院，找到门牌，进了狭窄的小门，才知道是座大杂院，一排排小平房。问了几家，走了很长一段，才进了沈老的家。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姑娘，至今我还弄不清是沈老的外甥女还是侄女，看样子是她在陪伴沈老沈老看完信后才想起请我坐。一间不超过15平方米的房子，地上堆满了书刊。沈老问我们的伙食怎样，兆和的牙病犯了没有。他说郊区晚上比城里凉，劝我晚上要加件衣服。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后微笑着说：你们安徽人就是离不了茶。他又说明天去买茶，送给我。我说后天走，走前我来取。在近大半年里，我为了给兆和捎茶叶，曾去看望沈老两三次。每次都是他送我到房门口，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否则我会向兆和要点茶，品尝品尝沈老给她准备的茶叶。那个年代，文艺界已开始不安宁了。沈老完全超脱于文坛，我也无心向他请教关于文学的事。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位和蔼、宁静的老人略带微笑的面容。到克家家，已是傍晚了。萧滌非、徐迟已至。巴老坐下，他们就畅谈起来。郑曼在厨房里忙。我同她谈起，巴老想见沈从文夫妇。郑曼说，很近，赶快去请。正好他们的小女儿苏伊下班在家，郑曼去和克家悄悄说了一下，即叫苏伊去接。约十几分钟，沈先生和夫人缓步到了。巴老很惊喜。他们晚饭后又闲聊了许久，近9时才离开。在送他回饭店的途中，巴老说“聊得很痛快”。“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