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文教育很虚伪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着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我的不自信是因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着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毛主席语录》。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产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