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汉武帝的“英雄时代”，充满了人民的血与泪本文导读：历史写就了大漠铁骑、西域雄师、征服岭南、扬波东海的英雄时代。诗歌里亦传唱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的柔情，“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气。但是，历史还留下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的字眼，诗歌中仍可见“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哀。只是后来者，太喜欢看人前的荣誉与辉煌，而淡忘了荣耀背后的血与泪。迟到16年的罪己诏1汉武帝刘彻的统治，前后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统治前期，大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足可谓太平治世。司马迁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后，武帝开始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多年间(前133—前102)，除对外征伐外，武帝还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改革，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后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然而，读史者如果细查一番，不难发现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111)年间完成，少数完成于元封(前110—前105)年间。也就是说，如果武帝身负历史使命，那么到元封年间他就已经完成。这之后，应当停止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如损失惨重的伐大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可是，直到征和四年(前89)，武帝才颁布转变统治政策的轮台诏。武帝的轮台诏，广受后世所赞扬，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难得的成功之举，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引发了后继者的“昭宣中兴”。不过，在今天看来，班固所动情称赞的这份“仁圣之所悔”的罪己诏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样武帝后期的家国民生不至于出现“亡秦之迹”。劳民伤财的雄才大略2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授意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攻击盐铁等政策，试图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政敌桑弘羊。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不过，这场失控了的“辩论赛”却让后人对于武帝一朝的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有一段值得关注：“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贤良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清晰揭示出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武帝即位后逐渐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奋击之士”因此兴。然而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在此严峻形势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汉廷积极开拓财源，增设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不仅成功化解财政危机，而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但是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高压统治。可以说，汉武帝因穷兵黩武的关系，才逐渐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得不用残酷的刑法来维稳，三者互相因缘。武帝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的统治政策保证了其文治武功的实现，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对外征伐据《汉书·武帝纪》和《史记》、《汉书》中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中的情况，汉武帝在位期间，仅对北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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