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概述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所谓“资源诅咒”是指从长期的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许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winner’scurse）。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资源诅咒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资源诅咒产生的理论观点[1]一、非制度安排观点（一）人力资本观点Mutshed（2001）等认为：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政权被一小部分醉心于资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资源的收益主要是用于进口消费品，一些生产性投资也主要集中于国内消费品领域，有些国家甚至将资源收益的相当比例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对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投资很少。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形成从投资到产生收益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而控制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收益的折现值很低。Gylfason（2001）实证发现，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普遍较低，中学的入学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对人力资本的积象也更不关注。因此，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资源诅咒的关键，这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二）经济类型观点Murshed（2001）在Sachs（1999）等的基础上将资源一经济类型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economes）和分散型经济（diffused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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