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Nov.2010第27卷第11期JournalofHubeiUniversityofEducationVol.27No.11论《史记》中的智者人格形象陈洪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430205)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塑造了一批异于传统贤者、仁者、勇者———“智者”的人格形象。这些“智者”洞察时势、筹计画策以成事功,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有执着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的洞察力,能超越世俗常态而直取本质,他们因时因势而起,是时代的弄潮儿。时代造就了智者的人格内涵与取向,同时也在其中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智者形象是司马迁的发现和创造,是其对文学的一大贡献。关键词:“智者”;人格形象;《史记》收稿日期:2010-10-20中图分类号:I2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2010)11-0001-04作者简介:陈洪波(1956-),男,湖北十堰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我国史学的发展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从重史迹到重人的主体作用的变化,表现在外在形式上,司马迁创制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是其鲜明标志。史书这一体制的创立,其深刻意义在于,标志着史学家在著史态度上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备忘式著录转向更深层面的思考。如个体人格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在社会历史中的个体人格类型问题,乃至于不同类型人格在与宏观大背景的历史运转中的命运问题等等都进入史者的视野,这也正是司马迁给自己著作的定位———“究天人之际”。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了各种类型的人格形象,而着力最甚的是对智者人格的创造。从广义上讲,人类文明史上卓越人物都可称为智者。但在孔子那里,“智者”一词却有了其特殊的含义。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显然,所谓“仁”与“智”既有内涵上的差异,亦有等次上的差异。前者指向道德人格,后者指向具体事物的洞察以成就某种事功目的。《左传》中进一步将这种人格价值差异具体化,提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这种与“仁者”、“勇者”有异的“智者”,我们称之为是狭义的、特指的智者。《史记》中着力表现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人物。“智者”以成就一时之事功为目的,以洞察特定时势之下的人事肯綮为前提,以筹画巧计妙策为手段,称为特定时代的风云人物。故而其姓名总是与某种事功相关连。如果说“仁者”如恒星,充溢恒定的文化价值之光,照亮文化历史之路,那么,“智者”便如流星,以其过人之智,闪烁着夺目光亮而骤兴骤衰。智者的行为言论常常逸出人类文化规范的轨道,但却以其不可磨灭的业绩为社会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挑战。没有他们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者正是一种文化的变数,是理性创造力的代表。然“智者”之“智”并非天生,亦非来自“德行”,而是来自其自身艰苦屈辱的坎坷经历。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司马迁以其自身的独特经历深深理解了这个道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有鉴于此,司马迁笔下的智者多半出身卑微,早期历尽坎坷,经非常之挫磨屈辱,常为世人唾弃乃至亲人鄙视。我们看一下几则智者的早期经历描述: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於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史记·苏秦列传》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说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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