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民族志视野下的藏边世界:土地与社会张亚辉［摘要］文章在区分狭义的藏边社会与广义的藏边社会的基础上，综述了藏边区域的重要人类学民族志作品，结合笔者自身的研究经验，分析了这一区域封建制度的来源与性质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分封制度如何与作为轴心文明表征的藏传佛教的思想、知识与教区组织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文章进一步提出，以更加广阔的比较研究为基础的民族志书写，不但有利于我们对藏边世界的理解，也将贡献于人类学的普遍思考。［关键词］藏边;土地;封建;轴心文明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4)11—0001—08基金项目: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课题“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XC1304)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亚辉(1976－)，男，黑龙江嫩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北京100081中国人类学对藏区的研究，肇始于李安宅、于式玉二先生。1938年，两位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和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前往安多地区著名的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李先生曾就拉卜楞寺的研究说道:“若就藏民文化的发扬光大，由此成功而进入西藏腹地，更是整个中国民国要政之一。其实，即就甘青康蒙各地信徒的影响来说，在此地努力，已是了不得的价值了”［1］，而两位先生的藏区研究几乎全部都是在安多地区和康藏地区展开的。事实证明，李、于二先生之后，我们对甘青康蒙区域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过去几年里，安多和康藏地区颇不安宁;相反，在卫藏地带，尽管偶尔也会有些许的风吹草动，但总体的状况却要平稳得多。在社会科学异口同声地将中国边疆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时候，藏边地区的情况就显得极具挑战性。这至少表明，藏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有着不同于卫藏地区研究的别样意义，藏边研究并非藏区研究的边缘地带，其学术的旨趣也不应局限于“从西藏的周边看西藏”的模式，而是要通过藏边区域的研究提供独立的学术洞见与理论启发。其情形一如对广泛印度化的东南亚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了解印度，而是这些研究本身就可直接进入理论对话。一、何为藏边围绕青藏高原周边的诸地区是否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与社会学特征?当拉铁摩尔宣布铁路穿过长城、内亚边疆已经失去意义以后，藏边地区是否成了新的社会类型学的边界?人类学又能够对这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过程提供哪些有益的理解?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最为初步的探索，2012年11月，苏发祥教授和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召集了第一届“藏边社会研究”学术论坛。过去的这两年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陈庆英先生、中山大学的刘志扬教授、重庆大学的彭文斌教授和青海民族大学的马成俊教授等诸多学界先进纷纷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极具启发性的学术观点，笔者不揣简陋，在此谈谈我对藏边社会研究的粗浅看法。受学识所限，有关藏的史学、语文学和政治学的诸多研究都是笔者无法涉及的，即使在人类学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亦难免挂一漏万。狭义的藏边社会，是指和卫藏毗邻，受到藏族文化与宗教的深入影响，同时又没有被西藏的大教会的政治体系完全覆盖的区域，由于不同时期西藏的大教会的教派构成和管辖范围有很大变动，藏边社会的范围也是随历史不断变动的。大致说来，除了当前西藏自治区的边缘地带之外，首先包括李安宅先生所说的甘青康蒙地带以及云南的滇藏地区;其次也包括国际人类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受到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这些地带与西藏在地缘上十分接近，有些在吐蕃时代就曾经被吐蕃王朝征服，有些直到晚近的历史时期还是西藏的封国或封地。这些地带与西藏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往，移民和贸易往来频繁，政治体系犬牙交错，宗教与知识交换塑造了这一广大区域的基本精神面貌，但在社会结构上它们又各自有着独特的传统。另外，这些地带的各个社会又分别和其他国家或社会有着密切的交往，比如中原汉区、穆斯林社会、印度教化的东南亚各国等等，因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图景。总体来说，这基本相当于传统的汉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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