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例组织菲佣入境劳务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案开审，律师如何做罪轻辩护？附李某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罪轻辩护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尊敬的法官，贵院办理的李某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一案，根据该案被告人李某的委托，本所指派张翰宁律师担任李某的辩护律师，依法为其辩护和提供法律帮助。通过阅读案件卷宗，结合案件情况，辩护律师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贵院予以考虑：一、李某在本案中实施的主要是为他人介绍工作的中介业务，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属从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1、本案涉案外国人入境所持护照和签证，是由境外中介办理的，李某并没有参与办理护照和签证的具体事宜。李某没有实施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行为。根据公安机关2015年7月17日对吕某所做的笔录，问“你是怎么把他们（菲律宾人及印尼人）介绍到中国来的”，答“印尼人主要通过一个叫NIKEN的印尼人，她负责在当地招募印尼人，办印尼来华的签证，以及购买来华机票，办好签证后，也有NIKEN安排送至雅1加达机场，至于怎么为印尼人办的签证怎么进去的机场，我不清楚”。问“印尼人来华的签证是哪种签证？是谁办的？”吕某答“印尼人来华办的是旅游签，由NIKEN帮她们办，她们交什么材料我不清楚，NIKEN怎么办理的，我不清楚”。根据涉案印尼人的口供，他们的签证是由一名叫NIKEN（又叫MELAN）的印尼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的，而涉案菲律宾人的口供中称他们的签证是由RICHIE和DAVID两名在菲律宾的中介代为办理的。而本案李某没有参与办理菲律宾及印尼人护照和签证的具体事宜。由此可见，吕某及李某在国内并不知晓印尼中介为印尼人办理来华签证的具体事宜，编造出境事由、身份信息或者相关的境外关系证明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于吕某和李某也并不知情。2、李某介绍工作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外国人已经成功进入中国境内之后，李某处于本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最后端。不应由李某为涉案外国人入境是否违法以及在中国停留过程中签证过期，雇主是否为之续签而承担相应的罪责。据李某口供称，他主要负责把来过的菲律宾人及印尼人从机场接回到住处，在网上发布佣人广告，接待雇主咨询，安排面试等工作。其工作内容不涉及召集务工人员以及帮来华务工人员办理护照和签证等事宜。3、李某、吕某只是告知境外中介他们的用工条件,并且针对有到中国务工意愿的人员，并不是对无务工意愿的人员进行引诱、拉拢的秘2密行为，这种日常的联络行为不能直接认定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本案中,吕某、李某召集务工人员的方式有两种：一、将用工的条件通过微信发给菲律宾的RICHIE以及印尼的NIKEN，RICHIE和NIKEN根据他们的要求在菲律宾以及印尼的机构招募来华务工人员；二、有来华务工意愿的人员通过中介机构主动联系吕某、李某。如案卷中，菲律宾籍在华人员格蕾丝、瑞秋、尼拉以及古兹曼口供中均称他们是经朋友、母亲等介绍认识印尼中介RICHIE、SHELLA、而弗莱斯则是主动找到印尼中介机构要求来华务工。4、李某是为他人介绍工作，其收入来源并非基于帮助他人偷越国(边)境获取利益而是基于介绍工作获取中介费。一般来说,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具有通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而牟利的目的,但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只是希望通过介绍印尼以及菲律宾务工人员到中国务工得到合理的中介费,并不是基于帮助印尼以及菲律宾务工人员偷越国(边)境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其性质不能被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5、偷越国(边)境者不需要李某提供任何帮助便能够在境外中介机构的帮助下完全独立地完成持护照和签证入境行为,在此情形下，李某所起的作用较小，请求从轻处罚。二、李某并非北京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的工作内容是作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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