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传统十论》有感读《传统十论》有感罗启伟近日，拜读了秦晖老师著作的《传统十论》，打开了我看待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因为对历史不够了解，也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看了之后特别有启发。综观全书，秦晖主要论述了以下十个问题。中华帝国的基层控制、土地兼并问题、“大共同体本位”、公益组织、“西儒会融”和“法道互补”、“穷”和“达”、评“西方中心论”、公社、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平等概念的变化，等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秦晖确实是在论“传统”，但“传统”的史学观点却没有束缚住秦晖的头脑，他的很多观点对我来说，是原创性的和颠覆性的。读罢，掩卷沉思，以下两个方面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一、中国古代政治的统治内核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属于“乡绅自治”，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完整地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但作者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儒家理想中的伦理自治，而是国家政权一统到底。那么，国家政权靠什么对县以下的乡村进行统治的呢。靠“乡吏”。在乡吏的管理下，国家政权可谓无往不在、无远弗届。那么，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究竟是儒家理想的乡绅自治呢。还是国家政权“一竿子捅到底”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我的兴趣不在这儿，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究竟是谁在真实地统治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呢。明代的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个观点，认为天下的治乱的根本系于绍兴。因为中央政府部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而胥吏变好了，天下就大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逐渐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但“官僚政治”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天下的治乱的第1页共3页关键不在“官”，而在“吏”。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是传统官僚制度底层的一个极大漏洞。这些胥吏（尤其是县级的胥吏）和社会上的特殊势力（如豪强）最容易勾结在一起，官僚制度的客观性因此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核心不是“官”而是“吏”，正如秦晖所言，古代的中国县以下虽然不设“官”，但“乡吏”仍然代表政府统治到农村的最基层。因此，“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好坏。二、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思想内核是什么。我认为，在组成这本书的十篇论文中，秦晖写的最好的是《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在这篇论文中，秦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精神和思想内核。同时，他的很多说法也让我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之感。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是“外儒内法”，这当然没有错，表面上，统治者强调用儒家来教化百姓，但骨子里却实行的是法家那一套：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中的权力中心主义。但秦晖认为这还不够，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中，道家的地位在哪里呢。过去我们的认识是，道家思想一般盛行在一个新朝代的统治初期，因为经过战乱，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而正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就为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之后，这种无为而治的主张便不能适应大一统的需要，于是，道家学说便自然被抛弃。其实这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认识，秦晖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比如，法家指鹿为马，儒家说此非马，则被坑矣；说此马也，则非儒也。而庄子说：马亦鹿，鹿亦马也，“万物齐一”，没什么区别。所以，指鹿为鹿，儒也；指鹿为马，则大儒也，超越俗见，是为“真人”、“圣人”。庄周的哲学正好证明了什么叫“高尚的无耻”。而这种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第2页共3页响。因为坚持原则、说真话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仅精英阶层谙熟“难得糊涂”，而且大众长期受到“奸臣害忠良”、“好人没好报”的启蒙和教育，则懂得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