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寻找法律的印迹》有感2月28日中午，我正在万宁山根镇和万宁的本家兄弟唐东及他的一对同学夫妻吃饭，接到海南林恒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尤仁的电话，说有个由他倡议、发起并出资的知青活动需要全程跟拍，叫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和林尤仁是老朋友，他既是海南药业界的翘楚，更是高球界的佼佼者，曾三次打过一杆进洞，我也在绿茵场上多次追逐过他的背影。“知青”一词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村就接纳过武汉和羊楼洞的知青，我家还住过一个叫田苗的女知青。而海南，曾有大批广州等地的知青在这里接受再教育。这些知青，如今有的已功成名就，多次过回海南“探亲”，也组织过高球比赛。这次，莫非是知青们又要逐鹿绿茵，切磋球技、加深感情。第二天到了林尤仁办公室，我才知道，是和林尤仁一起在琼中黎母山大保农场插队落户的20多名知青，忘不了当年的艰辛岁月，相约回农场寻找青春的印迹。3月6日上午，六部小车载着从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赶来的知青，和在海南工作的知青，浩浩荡荡地向琼中县黎母山镇曾经的大保农场－－大保村委会水上市自然村开进。大保农场原是琼中县的一个知青点，20多名知青除少部分外，基本是琼中一中和黎母山中学的高中毕业生。41年前的1975年，这群刚刚高中毕业，意气风发只有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依依不舍地离开养育自己的父母，独自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迎接崭新的生活。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得知知青们离开知青点后近40年首次“回家”，当年扎根在农村以及与插队知青一起在大保农场工作的回乡知青，早早就在水上市村等候了。林尤仁套用当前时髦的说法，把这些无论是插队的还是回乡的知青，或是在农场工作的职工，统统叫做“场友”。虽然这些“场友”们如今都已年近六旬，而且除林尤仁曾来过几次外，基本上是返城后第一次相见，但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的印像，却仍是那么清晰明了。一下车，第1页共4页男人们来了个时髦的拥抱，喊着对方的名字；女人比较含蓄，就紧拉着对方的手，将喜悦写在脸上。话盒子一打开，豆蔻年华的青春影像，立刻在容颜苍老的知青们脑海里激起了涟漪。他们一边找寻不知过了多少遍电影的往日时光，一边讲述当年活力四射的花季雨季，讲勇敢拼搏的生命音符，讲流淌过的岁月长河。他们留恋的，不仅仅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更是青葱岁月中的情感和印记。过去的农场，已不复存在。“场友”们住过的房子，也早已拆除种上了橡胶树。农场的原址上，修建了两栋平房，上面挂着大保村委会和医务室的牌子，关门闭户，外面长满了杂草。看来，这村委会和医务室，也只是曾经而已。林尤仁指着橡胶林里的一片残壁断垣对我说：“大保农场曾经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地方，建有糖厂和木材加工厂，我还担任过糖厂的会计。”和我同一部车去琼中的“场友”，是在珠海工作的琼中本地人。他告诉我，当年的插队知青按季节和男女性别分别从事三种不同的工作：农忙时节，他们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干农活，学着耕田、耙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谷、挑谷。甘蔗上市后，他们就在糖厂把村民们收割的甘蔗集中起来，按照榨糖工序的要求，分送到各个车间。木材加工厂的活儿比较累，基本上是男知青去做。他们在农场里的身份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同而变换，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又是农民。这种身份相互交替的“场友”，估计惟大保农场独有。记得当年在我们村下放的武汉知青回家过春节，是他们父母的单位派车到农村来接，我还曾搭乘他们的车到武汉看望姑妈。大保农场离黎母山镇约2公里，黎母山镇又距县城38公里，那些家在县城的知青们，回家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珠海工作的那位“场友”告诉我，黎母山地区属于砖红壤、赤红壤和山地黄壤类型土壤。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村村通，从大保农场往返黎母山镇的那段路，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知青们要回在县城父母的家，得先走这段路，再去黎母山镇坐一天才两趟的班车。当时的工分值很低，一个月的工分钱，不够回一次家的路费。有时回家没有赶上返回农场的班车，只好任凭扣工分、挨批评了。那位第2页共4页知青感慨地说：“吃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