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还缺少什么20多年前，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这本书里收录了当时一些年轻的、也是后来很有成就的研究者（如王富仁、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许子东、赵园、王晓明等）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文章，让人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主编者曾小逸在这本书前写的那篇洋洋洒洒的长篇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更是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此文最终的落脚点是对“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辩证阐述，让人感受到了八十年代一批学者对文学应该有的样子的期待。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存在着一个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当下许多重要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有的影响甚至给一些作家的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没有与福克纳的息息相通，就没有莫言对故乡写作的坚守；没有韩少功对昆德拉的翻译，就没有他后来的智性写作。许多作家师承的外国作家不止一个两个，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则提到了两位著名的翻译家：王道乾与查良铮，他说的是向他们学到了最好的现代汉语，而这种现代汉语接通的却是外国人的诗歌和小说。所以，谈论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是无法绕过外国的作家作品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外国文学观念、主义、写法、技巧等等的摹仿、挪用、转换性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离开了外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方面都说不清楚。但同样是“拿来”，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相比，为什么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大家知道，前两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用“五粮液”与“二锅头”来比喻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判断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在当代作家那里是怎样的反应，但这些说辞确实引起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不满。顾彬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现代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能够直接面对外国文学的原著，而当代作家却普遍不懂外语。我基本上同意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判断，却并不完全赞同他对原因的分析。外语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确实重要，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还存在着某种差距，外语问题相比较而言也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在一篇回应顾彬的短文中，我曾引用昆德拉的一个说法谈论过这个问题。昆德拉说：“一直被本国人过低评价的拉伯雷的最好知音是个俄罗斯人：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好知音是个法国人：纪德；易卜生的最好知音是个爱尔兰人：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好知音是个奥地利人：赫尔曼·布洛赫。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北美一代伟大小说家的重要性，最早是由一些法国作家意识到的。……我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要想评价一部小说，我们可以不了解它的原文的语言？当然，这正是我想说的！纪德不懂俄语，萧伯纳不懂挪威语，萨特读多斯·帕索斯，也非原文。如果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和达尼洛·基什的作品只取决于懂波兰语和塞尔维亚——科索沃语的人的评价，它们彻底的美学新颖性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见《帷幕》）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顾彬的看法。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为不懂外语的中国当代作家辩护，也不是为了否认顾彬的观点。我只是想说明，外语问题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并非主要问题。那么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写作自由。与“写作自由”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创作自由”，我这里不用“创作自由”，是想避免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家知道，“创作自由”是在1984年作协“四大”上提出来的一个主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的一项文艺政策。这个会议之后，老作家巴金写出了《“创作自由”》的文章，他认同“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之类的判断。作家流沙河也撰文说，他是第三次听说创作自由，鉴于前两次的创作自由与“阳谋”有关，第三次听说时的本能反应是心理紧张。“迨及理智清醒，又听见全场一波叠一波的掌声，我才忽然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实现创作自由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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