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明及其不满》有感4000字原创：董士超《文明及其不满》是弗洛伊德在1929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其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不亚于《梦的解析》和《性欲三论》。虽然这篇文章触碰的是关于文明的话题，其重点却是在个体的“不满”上，并从人性出发阐释了这种“不满”的心理学基础。关于人性，弗洛伊德有两个核心假设：1.趋利避害（thepursuitofpleasureandtheavoidanceofpain）；2.破坏性（theinstinctofdestructiveness）。第一个假设没有太多争议，在边沁和达尔文那里有深刻的论述；第二个假设则比较大胆，弗洛伊德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离开了这个假设又无法使他的理论变得完整和简约——似乎伟大的科学家都着迷于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果的简约感。“破坏性”的假设主要来自经验，比如说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幼儿对玩具的破坏、孩童对昆虫的肢解、成人对宠物的虐待、家庭暴力以及性虐待，这些行为的产生及带来的快感是不能简单用“趋利性”解释清楚的。和摄取食物、寻求配偶、搭建居所、与他人合作等明显利己的行为不同，前述的种种破坏行为并不能给施暴者带来任何利益，甚至会带来某种危险，比如受虐方的反击和报复。那破坏带来的快感算不算是一种趋利的动因呢，就像饱腹或性爱后的快感一样。这样有些扩大了“趋利性”的定义，趋利行为究竟是受直接利益驱动，还是受利益实现后的快感驱动，似乎前者更符合行动直觉。也就是说趋利行为和破坏行为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这种快感会引诱重复先前的行为，但趋利行为的动因是直接的利益（生存、求偶、延续自我、延续自我的载体-后代，等等），而破坏行为的动因则有待解释。为了简化起见，弗洛伊德很谨慎地把“破坏性”归因为一种直觉。这样的假设也可以在动物世界找到一些应证，即便是温顺的羚羊和驯鹿都有着一对坚硬的犄角，并且从幼时就开始磨砺这些角使其具备一定的攻击性；更不用说凶猛的食肉动物了，第1页共6页猛扑、撕咬、吼叫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技能。这种攻击性既是猎取食物的要求、更是生存的保证，破坏性的种子早在猿还未进化为人的时候便已深深埋下了。破坏性的假设在弗洛依德的“负疚感”（senseofguilt）和“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理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到尼采的痕迹，即“负疚感”源自直觉（instinct）和良知（conscience）的冲突，当直觉不能向外得到合理释放时便会转向内在，并进一步巩固良知。就好像一汪热烈翻腾的秋水被越筑越高的堤坝死死挡住，最终变成了一潭死水，腐蚀着那颗疲惫的心。但是尼采在解释良知时，到了政治和文化环境那里就停止了，弗洛伊德不仅区分了良知的两种来源，即权威（authority）和“超我”（super-ego），也追溯到最早的“负疚感”是如何产生的。人的破坏性最早是被权威限制住的，首当其冲的便是父母，很少有父母会对孩子的打闹坐视不管，这种管制通常伴随着斥责和惩罚。于是孩子就会陷入到一种困境：一方面，性情驱使他去打闹；另一方面，生存的直觉又迫使他不得不听从于父母，他唯一的保护人和抚养人。所以孩童对父母的感情常常是爱恨交织的，爱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约束。每一次的冲突往往以孩童的彻底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惧怕失去父母的爱；同时也伴随着良知的建立和更新，他们开始意识到什么行为在父母眼里是合宜的，什么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时候的良知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因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会我行我素，甚至从屡教不改当中获得一种报复般的快感。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和社会的接触变得愈加频繁，父母的权威逐步被社会权威取代，除了儿时父母灌输的价值观，说教、纪律、道德、文化等也构成了良知的来源。然而在社会权威覆盖不到的角落里，机会主义依旧猖狂。如果良知仅仅来自外部权威，在权威的视线之外性情依旧可以恣意遨游，文明会蹙眉，个体却能诗意般的栖居。可是，弗洛伊德指出，每一次向外部权威的屈从既是对当下欲望的遏制，也是一种“放弃本性（renunciationofinstinct）”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叠加，并且这种自觉意识会随权威严肃性和屈第2页共6页从次数的增加而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一种内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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