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网络女性主义”的兴起，除了改变着女性在互联网上的“声量份额”外，也在改变着女性的消费行为。不管是“女性经济”，还是“她经济”或“闺蜜经济”，这些围绕女性消费的专有概念出现，都反映了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侧面上也伴随着女性主义的成长。从性别比例的自然选择来说，女性占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但从商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女性与男性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女性在需求侧、消费端（主要是家庭消费）有极大的决策权，而男性在商业供给侧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商界领袖和企业高管大面积被男性占领。不过这种现实商业中的性别格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正在被剧烈改变。在虚拟空间上，女性不管是网络购买力，还是网络声量，都越来越突出。甚至有人为此还提出了“网络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也叫“网络女权”）的概念。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以女性视角很露骨地“声讨”男性的文章可以获得极大的关注，而男性却鲜有敢直接“批评”女性的言论。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女性把在现实中受到的压抑，转移到了网络中，并选择了与男性的激烈对抗。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为我们今天思考互联网上的女性消费主义指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互联网为女性带来虚拟增权美国知名的互联网统计公司、互联网流量跟踪分析公司和市场调研公司ComScore曾发表过一份《女性在上网：女性如何影响互联网》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女性在互联网中的时间主要花在游戏、搜索、视频、社交网络、在线购物等事情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姜奇平在《互联网时代的女性主义特征》一文中认为女性对互联网的影响远远不止如此，他认为：“互联网与女性主义的内在关联，远远不是女性上网这么简单，它关系到现代化思想特质的转变”。他认为女性通过她们的行为，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共同思想特质。从网络女性主义的角度而言，互联网会为女性带来虚拟增权（VirtualEmpowerment），认为网络可以成为反抗父权体制压迫的工具。实际上从西方的网络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这个概念的来源看来，也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变革。Cyber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舵手或管理者。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克林斯和同事在此基础上，创造了Cyborg（电子人）一词。致力于将科学话语应用于女性主义研究的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将电子人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女性可以借计算机与网络实现人机混合，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男权文化。她主张虚拟空间中身份的流动性，从而为女性在其中超越父权制、现代性、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二元论思维而获取话语权提供可能性。借助互联网这个传播工具，一批受过相当高教育的城市女性和学界女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相当年轻的单身女性，开始表达着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她们把女性群体在现实空间受到的各种性别、经济、文化压迫表达出来，同时给那些位于社会阶层底端的女性发声，形成一种与男性对抗的潮流。客观来讲，互联网上这种多元化、开放的认知讨论是值得鼓励的，甚至是值得推崇的。但是相当多的网络女性主义者却进入一种“伪女性主义”的迷思，甚至对于一些人而言，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实则进行着个人身份（IP）的营销。从艾玛·沃森（EmmaWaston）在联合国的女权主义发言和“HeForShe”运动，到各路明星身穿“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T恤，再到商界政界身处高位的女性为性别平等呼吁，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在互联网中更多成为一种吸引眼球的营销活动。在这里，女性主义本身成为一种商业内核。在国内，也有很多网络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女性网民们的追捧，这里面有女性学者、影视女明星和网络红人，甚至她们的单身、离婚等都作为一种“女性主义”标签，成为一种显得很“酷”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上女性对男性的对抗情绪开始走向极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被视作中国女性平权推行带头人的学者李银河曾以大胆为女性发声、思想前卫著称。但是她2014年出版的《我的社会观察》却意外受到了女性读者的批评，认为她已经走向“保守”。前后的对比，可见身在互联网上的女性对女性权力的期待已非同往日。极端女权主义对男性反抗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所谓的“中国田园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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