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读后感《漢書o藝文志》讀書筆記漢初劉向、劉歆父子和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奉詔考訂群書、總教典籍，著成《別錄》、《七略》之書。此二書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目錄學專著，以此為范，開啟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目錄編撰史。可惜二書至中唐之時已不存於世，而東漢班固因襲向歆父子之書略加修改增刪成《漢書o藝文志》福澤於今，是我們瞭解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狀況及其源流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在“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關於《漢志》中《易》的地位在《漢志》中，《易》類典籍居各類之首，且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周易》经传也經常被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易》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六藝略o大序》中作者言：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袁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以仁、義、禮、智、信五常與《詩》《書》《禮》《樂》《春秋》這五經相配，認為五經像五常一樣，相須而備，更迭用事，而“《易》為之原”，可配天地。對《易經》的重視，形成了《漢志》甚至中國文化史上頗具特色的以《易》論文，以《易》闡釋學說來源及其特徵的現象。如在《書》類的小序中，班固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顏師古注：上擊之辭也），來說明《書》的來源；《禮》類小序中引《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有所錯”（顏師古注：《序卦》之辭也），來闡釋“禮”的實質；《樂》類小序引《易》曰：“先王做樂崇德，殷鑒之上帝，以享祖考”（顏師古注：《豫卦》象辭也），亦以說明樂的淵源。第1页共4页《易》成為向、歆父子乃至班固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和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這樣的觀念對後人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之於文學，劉氏父子和班固對《易》所傳達的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信仰甚至對於我們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信仰絕對不始於劉向、劉歆或者班固，但反映于他們的著述中，又確實強化了這種意識。二、從《書》類文獻目錄看兩漢今古文之爭在《書》類典籍中我們看到了《尚書古文經》和《經》這樣的區別，這裡所謂的《古文經》即《小序》中所言從孔子宅壁中所得的“皆古字”之書。（同時被發現的還有《禮記》、《論語》、《孝經》。）而“《經》二十九卷”，蓋指當時伏生所傳，後來被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在《易》類書錄下未見“今古文”之別，單著“《易經》十二篇”，其原因已見於《易小序》，蓋因劉向已以施、孟、梁丘三家本和中《古文易經》、費氏本互教，原書異文既然已經定奪，所以原書就不再著錄。而在《書》類之下，今古《尚書》並存且《尚書古文經》在上，就格外值得關注了。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這些“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建置博士。而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便寫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與其辯論，并對今文經學家“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移讓太常博士書》）的作風提出了批評。這就是經學歷史上綿延千年的今古文之爭的開始。把古文《尚書》置於今文《尚書》之前，正反應了劉歆堅持古文經的正宗的立場。今古文經所爭的實質不過是勢位利祿和“正宗”的名分，因為如果經書被置於學官，必然給相應地治學之士提供相關的功名和利益。但是，在學風上兩派也確有區別，古文經學家相對而言更持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并蓄古今，亦更加重視訓詁、考據等工作；而今文經學家相對更重視微言大義的闡發。與此前人多有論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歆欲立古文經並非全是出於勢位第2页共4页的考慮，他希望“並置”今古文經，並不是要用古文經取代今文經，而是期望以“古文”補“今文”“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之缺。這種學術上的包容和存真意識是值得讚賞的。《蘭台萬卷》中，李零教授對此有詳細分析。三、從《六藝略》“詩”類和“詩賦”分略看先秦兩漢詩學觀念《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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