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先，在于识人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是指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能不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历来人们者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如果一个国君，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是一个国家三种不祥之兆的表现。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最在的隐患就在于不能知道和识别人才。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时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如果不及时从其责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仍将其使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将是无穷的。正因为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重要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都产生了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总之，国之兴亡，务在得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何世无才，患在不识。不能识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这是识人学的第一要义。可以不识字，不可不识人"得人者兴，失人者亡"，自古以来是人们共识的一条真理。从识字与识人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普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太难了解、识别了。可以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我们不能因为识人难，就不识天下才了。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几方皋。如果我们对社会存在的贤者不识，那就是国不祥之兆了。因为治国需要贤才。而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唯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凡人邪？正因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圣明的人，平庸之贤怎么能够了解杰出失物呢？所以，对于识人者来说，要识贤，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才能为国家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贤才。知贤不用，国不祥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贤不易。然而知贤却不用贤，这实在是人才的在大浪费，是国家的一种不祥之兆。古人说："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也就是说，国家大政，没有贤才就得不到治理；天下大事，没有贤才就不能成功。说明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我们讲识贤也正是为了举贤。常言道："为国入宝，不如能献贤。"这就是说，给国家送宝物，不如去推荐贤才。其实，贤才，就是国之宝也。换言之，"国之宝器，其在得贤。"我们"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即说明人才是国家的珍宝，其价值远远高于珍珠玉器。正因为如此，古人和今人善观于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是观其用人之贤否。贤能才能昌盛发达，人民必须依靠贤能才能得到治理，事物必须依靠贤能才能顺利发展。但历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凡是贤能之才，没有不想得到使用而为国效力的，但没有识贤的人推荐，所以被当时埋没遗弃。刘向《说苑·君道》记载了姜太公（即辅佐周武王灭纣的吕尚）和武王关于得贤失的两则谈话。一则是谈得贤而国家危亡的原因：武王问太公："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答："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问："其失安在？"太公答："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说："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举贤而国危亡的原因是"用小善"，即"君好誉而不恶谗也"，这是说君王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却不厌恶小人的进谗言，于是贤佞易位，是非颠倒：以佞为贤，以恶为善，以奸为忠，以伪为信。因而赏罚不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使小人经结党营私，排挤贤臣。结果是忠臣无罪而死于诽谤，小人无功因互相吹捧而得到奖赏。历代危亡之国，莫不由此。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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