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1789年，法国民众以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付出过的努力，把自己的命运一下截为两段，用一道鸿沟把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所以，他们十分小心，就怕把旧东西带进他们的新世界里，所以他们为新世界制定了种种新规则，要把自己塑造得和父辈完全不同，不遗余力地努力使自己面目一新。翻开这本书，里面写到“18世界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共鸣之处。比如，所有农村人都涌进了巴黎，于是地价飞涨；枢密院发布通告，劝诫农民不要千里迢迢来巴黎“上访”……”看到这里就有点意思了，内容开始更加的吸引我。我想，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会被政府高层热度，王岐山曾经多次向身边的同志和下属推荐这本书。托克维尔讲述的故事，处处有当代中国的影子。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康有为为代表）和革命派（孙中山为代表）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