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史发行会主持词我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七八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3年到1975年初，主要是主持《文史哲》复刊;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1984年底，我从XX省委回山东大学（微博招生办），重新主持《文史哲》编务。我在《文史哲》工作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已有天壤之别。当年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刊物处于风口浪尖上，我们动辄得咎，还有没完没了的检讨与检查，所以整天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对我来说，这七八年过的是苦日子。十多年前，就答应北京友人以“我与《文史哲》”为题写回忆录。可是，“忆苦”未必“思甜”，再加手头事情不断，总是半途而废。如今，要纪念《文史哲》创刊六十年，编辑部嘱我写点文字。我且把1973年复刊及相关事情，凭记忆记录于后，仅供参考。一、全国十家综合性大学学报同时复刊——《文史哲》复刊由XX省革委领导1973年《文史哲》复刊时，山东大学在曲阜，不在济南。1970年夏秋间，山东大学奉命一分为三。理科留在济南，改称山东科技大学;生物系合并到泰安的山东农学院;文科全部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称山东大学。大概是1973年4月间，曲阜山大党委决定由校党委副书记李镇为《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校革委副主任吴富恒教授为编委会副主任，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吴富恒（1911—xx），河北XX县区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瑞恰慈教授;1942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1950年，随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文-革”前是山大副校长，人称“吴校长”;1973年，为校革委副主任。李镇，工农干部，初中文化，曾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文史哲》编辑部成员，除我外，计划中的编辑部主任是在北京工作的山大校友丁伟志（未到任）。编辑有刘蔚华（代表曲师院）、孟繁海（未到任）、史学通、侯宜杰等。另外，调原来在编辑部工作的顾琴芬、宋桂芝两人立即回来工作。借此机会，我想纠正当今传媒上误传的两个数字。《中国第1页共3页出版网》“出版人物”栏有关我的介绍材料说：“1973年初夏，全国16家学报同时复刊。山大《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由XX省革委回山大后，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以其富有学术色彩，征订数高达70多万份，为全国仅有。”“1979夏，回山大;9月，再次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1983年，《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高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这些文字中，两个数字有些出入。其一，在我记忆中，1973年复刊并公开发行的学报是10家，不是16家。这10家，都是直属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没有师范大学，没有理工科大学。这10家，除山东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微博）、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招生办）、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招生办）、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出版网”的16家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根据。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报都停刊了。1973年10家学报的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文史哲》也是如此。1973年以后，公开出版的学报逐渐多了起来。“十年浩劫”的后期，全国的刊物以大学学报为多;学报以外的刊物，大都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其二，在我记忆中，《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好像不是1983年，是1982年。这些事情，年代久远，记得的人越来越少。不过，仍有档案可查，并非不能弄清楚。再回到《文史哲》复刊。山大党委为何任命工农干部李镇为编委会主任，吴富恒教授为副主任。《文史哲》创办时吴富恒就是副主编，1955年后一直是编委会主任。“文-革”十年是非常不正常的特殊时期，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工作都必须走阶级路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李镇因为是校党委副书记，是工农干部，所以能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吴富恒因为是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只能做第二把手。这样的任命符合阶级路线，可是我的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今后业务问题该请示谁，听谁的意见呢。《文史哲》停刊七年后复刊，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编辑部成员中，除刘蔚华一人很快报到，其他人要从外单位调进来，不可能很快。刘蔚华有一篇文章要写，暂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