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科两级管理制度【科考中的锁院制度】科举亦称为设科举士。自隋文帝开科取士后1300多年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确为无数的士子文人走向达官显贵，铺设了一道金光灿烂的桥梁。于是，千千万万的士子文人，在拥拥挤挤抢过科考这座独木桥的时候，营私舞弊现象便五花八门，科场弊案频频发生，考生舞弊时惯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屡见不鲜，而官方采用的反舞弊规章制度也针锋相对。因而，“锁院”制在舞弊与反舞弊这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应运而生，是是非非，各有评说。唐时盛行公开“请托”、“投卷”隋唐时期，科举初创，防弊措施不很严密，突出的特点是考试试卷不糊名，考生的信息，考官一目了然。因此，唐时科场盛行“请托”，“贵者托以财，亲者托以情”。应试考生往往借助达官显贵，事先把姓名通报给主试官员，然后是考生手持平素所作诗文，带上钱财，往谒考务官，求得场上照应，当时把这一套称作“求知己”。唐玄宗时，每当临近科考，豪门权贵互相串通，结为朋党，在科场之外形成多股势力，称之为“棚”，并推出声望最高者为“棚头”。以此迎合主试官的视听。因此，官场对科场的干扰极大。唐德宗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卷入到科场“请托”、“投卷”之中。贞元年间的一次科考，主试官是权德舆，有亲信陆参在外为他“通榜”，即接受“请托”，通风报信。结果，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韩愈，私下里向陆参推荐了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侯喜、刘述古等7人，这几位考生全部登第。就连杜牧、李商隐、卢肇、李益等有名的诗人，也是由于场外有梁肃、吴武陵、许浑、郑畋等高官的力荐，才中榜入仕的。著名诗人王维，聪颖过人，9岁能作词赋，其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且和歧王李范关系密切。唐开元九年（721年）辛酉科开考前，王维得知公主预定名士张皋为状元，颇为不满，后求得歧王帮助，随歧王拜见公主，独奏琵琶，满座皆惊，公主称奇。王维又献上自己的诗作，歧王乘机语及解头（解元）第1页共4页之事，公主一口应承，后王维果然先后取解元、状元。王维虽为诗人、名人，也少不了要过“请托”这一关。纵观唐代科场，以公平竞争选拔真实人才为宗旨的科举制度，一开始便走了样，虽然唐代“请托”、“投卷”之风盛行，但因此而被处分的考官、士子却极少，这固然是由于手法较为隐蔽及官官相护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科举初创，反舞弊的措施还没跟上，即使要惩处也无法可依。针对“请托”，“锁院”应运而生由于唐朝科举考试“请托”、“投卷”作弊现象严重，因而规范“考官”成了治理科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唐末，“锁院”制初具规模，宋朝得以日臻完善。北宋开国后，宋太祖针对“请托”之风，又因考官是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者名次的执行者，所以加强对考官的管理是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因此，“锁院”这一制度便应运而生。锁院就是把考官们像坐牢一样禁闭在贡院里。宋端拱二年（989年），“锁院”始为定制。据《梦梁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条记载：朝廷在任命主考官和其他考务官员的时候，要求朝廷官员集中到大堂等候待命，命令下达后，“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执乘驭，同等考官，迎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考官们入住贡院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之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四五十天。而殿试一般锁院3日。锁院期间，考官们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联系，主要是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暗通“关节”，巧对“锁院”尽管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管理好科场中的关键人物“考官”，锁院制也不断得以修正完善，但终归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考官舞弊。特别是考官在被“锁”之前，就与考生私自定下了暗号、暗语，这是很难用“锁院”来控制的。据《邵氏闻见录》卷三十载：宋代翰林学士杨大年在没出任主考官、未被“锁”之前，有一伙想参加当年科考的同乡来拜访他，并对他说：“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其同乡们希望他能透露些考试的信息。杨大年一听，就起身离开，第2页共4页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于休哉”。当年科举考试，杨大年果然被钦命为主考官。考试的结果是“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而当时在场的同...
V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