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团特殊管理体制的由来及发展（一）兵团特殊管理体制的由来及必要性1.新疆的基本情况（1）中央对新疆的管理。新疆，古代大多时候称之为西域，中央王朝最早在公元前138年就开始了与这一地区的沟通和联系。到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了对新疆地区的经营和管辖，西域由此纳入到中央王朝版图内。此后无论内地中央王朝的不断更迭和政权的动荡，西域地区始终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18世纪满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于中法战争后考虑到边疆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辛亥革命后，以袁大化为首的新疆地方官员承认中华民国，形式上统一于民国政府。到1949年和平解放前以前，主政新疆的杨增新等人实行独裁的军阀统治，使新疆处于与内地相隔绝的状态。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新疆，并于1954年建立生产建设兵团、1955年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强了对新疆的管理，从此开始了新疆全面融入中国社会的步伐。（2）新疆稳定问题的根源。首先是思想文化的根源。这个根源主要是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部分民族分裂势力在这两个思潮的影响发起了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且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广为传播。1933年，内地正处于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期间，分裂势力乘机在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很快就被覆灭，但却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起了开端，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分裂的旗号。抗日战争时期，东突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发起参与者从各国潜回国内，通过出版各类书刊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后来国民政府还错误的把他们安排在新疆省联合政府中任职。尤其是《东突厥斯坦史》一书，主要思想是宣扬新疆独立，在此期间有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三股势力的精神来源。上世纪末期是新疆“东突独”分裂势力迅速发展、活动猖獗的时期。1992年，境外分裂势力在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土耳其召开了所谓“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将各分裂组织进行了统一，增强了分裂活动的实力。1993年，分裂势力又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流亡政府，发表了独立宣言。同时境外“东突独”势力不断派遣骨干入境，宣传分裂思想，联络和发展分裂分子，加强境内“东突独”势力的扶持和领导。并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召开各类国际研讨会、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发表公开信；以探亲旅游为名到新疆煽动群众，蛊惑人心，宣传分裂思想；用金钱收买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借此扩大发展分裂势力。到目前，维吾尔族群体中分裂思想已全面渗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3]其次是经济社会根源。由于历史、自然、区位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新疆维吾尔族群体聚居的喀什、和田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还较低，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工业化发展十分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缺乏支柱性产业等，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仅有五六千元。伊斯兰教义鼓励生育特殊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在南疆维吾尔族群体聚居的地方县乡人民政府干部素质低、对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弱化导致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不力，造成了南疆区域维吾尔族群体的人口爆炸，尤其是三十五岁以下青年数量巨大。南疆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很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较较大，由于文化素质整体不高，就业技能低下、市场意识淡薄、语言能力限制，在劳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没有优势，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规模没有带动当地的发展。[4]维吾尔族群体在校大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就业率逐渐走低，大批大学毕业生在家待业。同时也存在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事实存在的民族歧视，加剧了一些人的挫折感，使得他们看不到前途。所以这些年新疆人口快速增长，大大超过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新疆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被人口过快发展抵销，失业率高涨和生活水平与内地差距拉大，造成整个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不满和怨恨。另外南疆地区基层党组的涣散，县、乡、村治理能力低下，社会管控力度不够，宗教无序发展，南疆维吾尔族群体居住区相对封闭等问题，也是造成新疆稳定问题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