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與中國西北的自然環境---另一種地理觀察文：Ciny,Hin,Oxball,Sword,Keith此題目之目的並不是只求介紹當地自然資源的局限、或者是非政府組織如何按此局限解決自然問題這類流水式的敘述，相反，我們希望樹起一面新旗幟，去研究中國甘肅一帶非政府組織的環境管治性(environmentality)1---它們如何想像及認知甘肅的自然環境問題，並進一步以它們各自不同地理認知推動一些實踐計劃---所表現的管理模式和及後對當地環境的影響。而這樣的命題必須一種地理角度的觀察，以更好地描繪中國西北部的NGO與當地環境之間的微妙關係。西方學術框架與地理的缺席文章內容的尋找，是我們閱讀了部分學術上分析中國非政府組織之後，懷著疑惑的情緒開展的。中國近年來興起了一種研究非政府組織熱，隨著這股熱空氣，中國學術界引進了大量西方分析非政府組織的理論架構，圖以理解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孫春苗以「經濟制度供求、交易成本與收益原理為框架」，分析了農民工民間維權NGO在這十數年間的湧現因素，同時視NGO是制度下的「外生事物」。2有些學者則試圖比較中國與西方的NGO發展勢態，帶出中國與西方的作為「第三部門」的相似性和需改善的文化差異地方，如思想遲滯、形象品牌等，認為美國「無私的奉獻、公益使命優先、尊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對公眾負責、慎用社會資源、服從法律」便是中國NGO發展未來借鑒的對象。3然而，這些西方框架無論在思考上及內容上，都忽略了地理的重要。這主要見於在三方面：一、忽略中國的特殊性；在西方理論排山倒海的論述下，許多在中國場景出現的獨特現象，已經在此學術框架內欠缺解釋能力。例如，上海某些本地重要的NGO已經植入了黨委，這正是一種以上的學術框架無法討論，同時又具有中國特色的非政府組織形式。二、忽略中國各地的地區性(locality)；甚至當我們只停留於以國家尺度來解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也顯然不足以描述中國各地NGO的實況。就算粗略的劃分中國成東部與西部，NGO無論在種類分例、運作與處理問題各方面，都呈現莫大差異。三、忽略地理作為想像(Imagination)的分析；地理環境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在另一個面向，地理也存在於主觀的判別，不同類別的非政府組織也會按照組織的理念，去想像當地的自然環境，並且基於以上的地理想像作相應的計劃與行動。現今的分析往往欠缺了這一維度，未能將非政府組織的理念「空間化」，以致在解釋他們的行動實踐時，則未能清楚確認這些行為是「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結果。NGO的西北政治處境故此，有別於傳統的環境NGO分析，一方面會強調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對環境NGO的需求就在單純依靠各國政府無法解決自然環境問題下衍生，另一方面，1PaulRobbins.(2006).Enviornmentality:TechnologiesofGovernmentandtheMakingofSubjects.GeographicalReview;Oct2006;96,4.pg.7152孫春苗:《論農民工民間維權NGO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空間》,《研究》14-183張志剛,李希茜,《NGO文化建構初探》《甘肅理論學刊》2005年3月第2期總第168期強調NGO在運用資源及推動社會參與的優越性。我們開展自描繪NGO在西北的政治處境。實際上，國家對NGO往往有一種避嫌，並且處於歷史與政治旋渦的中央。近年來，國家已經積極地提倡NGO的規範化管理，以更有效地納入國家的政制內。而在歷史上，非政府組織的湧現源於申辦奧運。據引述，當94年國際評審來中國考察，問及中國有多少環境的NGO，他形容官員「羞愧得不知如何回應」，往後才容許一些「非政府」形式的組織在中國大量進入。因此，國家是在這種國際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開放渠道予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從事相關工作的，這種政治角力更反映了國家及地方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複雜情緒。尤其是在西北部的省份，據一名在西北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4，他們「必須與地方政府打好關係，要出席飯局及喝大量的酒」。他還直言西北還保留一種很強的「官僚主義」，繁複的程序與間中不協作的態度，令許多計劃因此而停滯日久，卻又不能跨過行政部門工作。他還指出，西部的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對在當地工作的非政府組織的建議書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已有能力藉著一些(貧窮、環境等)‧‧‧問題獲得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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