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22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22页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的“文治”危机──以汪精卫与胡适的交往为线索中山大学历史系肖澜内容提要：1930年代的中国，国难愈演愈烈。1932年，第一次中日上海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汪精卫担负知识界要求“文治”的期望，出任行政院长；蒋中正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世称第二次“汪蒋合作”。文章分阶段梳理这段时期内胡适与汪精卫二人对日政治思想的趋近与疏离全过程。以此为线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汪氏“文治”政府的情况与实质。笔者通过近一步的分析认为，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下，纯粹的、不经过一个合理转型期的“文治”道路是无法走通的，汪更非个中舵手。基于制度之维与人事之维两方面的内在困境始终无法克服，汪精卫的政治思想逐步陷入无条件、绝对化“对日妥协”的泥淖。“文治”理想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缺失，并不足以说明其本身是一个政治谬误。这种缺失导致的异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密切相关。关键词：文治汪精卫胡适对日政策民族国家1980年代以来，档案文献的大量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批汪精卫传记，比较高水准的，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闻少华的《汪精卫传》，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等等，相关的论文侧重于对汪氏叛国投日和汪伪政权方面的研究。由于学术传统和思想背景等原因，国外的研究总体而言站在比中国学者相对包容的立场。近些年来日本明治大学土屋光芳的一系列关于汪精卫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包括1925年至1932年间汪氏的政治史，以及汪氏以“和平运动”为中心的对日态度。当今，在汪精卫的相关研究中，平心静气的客观重申逐渐有代替以往的口诛笔伐之趋势。王克文先生在其著《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中提倡“从历史的情境里探讨和理解一个人物的行为，纵不敢说是还其本来面目，至少有助于消减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干扰，使不易论定的民国史，得到更大的讨论空间。”1三十年代是汪精卫政治生涯发生惊天逆转的十年，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颇丰。大陆青年学者谢晓鹏的新著《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一书探究了1925—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思想。这十四年是汪一生中政治思想变化最剧烈、最频繁的时期，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中国的政局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而对于汪精卫“文治”，两岸有不少学者在各类专著中提及，却鲜有将此作为主题的文章出现。汪氏“文治”在1930年代初曾广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捧，此中作为“俨然领袖”的胡适，与汪往复，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其实践之路伴随着日军入侵步伐的加紧，陷入重重危机，最终走进一条妥协叛国的死胡同。本文以汪精卫与胡适的交往为线索，希望探究出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文治”危机的内核与“文治”理想异化的扭结点。此外，关于汪精卫与胡适关系的研究，比较缺1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4-5页。第2页共22页第1页共22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22页乏系统的学术成果。其中集大成者是台湾学者蒋永敬先生著作《胡适与汪精卫──抗战前后对中日问题的探讨》，蒋先生的《胡适与抗战》也为我们进行三十年代胡适对日思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一、汪氏“文治”受宠“胡派”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初，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知识界普遍关注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傅斯年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用胡适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胡适曾说：“子产有言‘吾以救世也’，说话除了‘对症下药’，当有何法？”2他一贯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国民党内“文治”老派革命者与“武人”军功势力的政治斗争在北伐后完全浮出水面。一位笔名“劲扶”的作者在《独立评论》上曾经颇具个人感情地以“文人”难容于“武人”来定性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三数领袖之间未能融洽之故，论者谓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