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上市能否提高银行绩效？—“中银香港”案例分析田利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伦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博士，密歇根大学博士后研究，英国科学院访问研究员，拥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并主持韩国HeraldBusiness报专栏，曾任美国国际金融管理协会学术组织委员会成员，香港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项目专家顾问,伦敦商学院客座研究员。联系地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编100871；电话010-62757900；传真010-84909076；Email:tian@gsm.pku.edu.cn，网址http://tian.gsm.pku.edu.cn。本案例研究得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大学“WTO与中国经济的案例研究”的支持。原中银香港彭仪女士和《财经》杂志张宇星先生为本案例研究提供了部分资料和信息。伦敦大学的孙徕祥、天则所的盛洪、清华大学的朱武祥和中科院的杨如彦等教授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北京大学博士生刘丹同学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摘要：股份制改革和海外上市是我国当前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举措。本文总结了海外上市的相关学术理论，分析了中国银行(香港)的重组和发行上市前后的企业制度和绩效表现。本文发现，虽然“中银香港”出现了管理层丑闻，但是海外上市提高了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水平，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在国家保持绝对控股的产权制度下，通过海外监管环境的强制和海外市场竞争的诱致，“中银香港”成功地实现了内部制度的改革，摆脱了传统国有银行的弊病。所以，海外上市有助于加强公司治理，破除路径锁定，提高企业绩效。关键词：股份制改革海外上市制度变迁国有银行引言在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坏账问题日益严重。据标准普尔公司估算，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可能高达3840－8640亿美元，而要处理这些坏账总共需要的成本约6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当年14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40％1。如果不是我国一直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实行着的资本市场控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就可能随时会在中国重演。随着中国对WTO承诺开放资本市场的逐步实施，我国脆弱的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商业银行是当务之急。鉴于银行坏账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坏账剥离和外部注资两种方式来减少坏账。我国政府在1998年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被剥离出去；政府在2004年再度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冲销旧的坏账能够使得银行的账面数字暂时有所好转，但是新的坏账继续产生。长此以往，恐怕国家将无力承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根源于扭曲的银企关系。田利辉（2004）发现，在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管理费用等经理人代理成本较高，企业绩效较低。与西方金融学的“杠杆治理”理论相反，银行贷款的增加反而便利了某些企业经理人的腐败和浪费2。这种扭曲的银企关系，来源于政府对于银行和企业的双重产权（田利辉，2005a）。当商业银行根据政府意志，而非商务规律进行借贷活动之时，贷款人容易出现中饱私囊、挥霍浪费和盲目投资等道德风险，从而可能降低企业绩效并且产生坏账。在90年代中期的银行商业化期间，政策性贷款是坏账的温床。此后，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经营，告别了政策性贷款。但是，田利辉（2005b）发现，上述扭曲的银企关系仍然存在。这种扭曲的银企关系，不仅是借款企业的经理代理成本问题，而且也来源于银行自身不良的公司治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政治化取向，银行管理人员存在道德风险3。所以，贷款的管理是薄弱的，银行运营是低效的。中国银行的开平支行和河松街支行案件集中折射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危机。商业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需要切实提高，才能减少坏账的发生。当前，我国政府试图通过股份化和海外上市来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建设银行已于香港上市，中国银行上市筹备在紧张进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股份改革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明确指出，海外上市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至关重要4。我国商业银行发行上市需要以国家保持绝对控股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