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国际合作中福利分配的非对称性王晓芳许祥秦1摘要：本文借助一个开放经济经济下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两国模型-CGG模型探讨了两国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福利效果。结果表明合作的福利分配具有非对称性。大国由于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且对小国经济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可从合作中获得正的收益，小国的却在合作中降低了福利，面临所谓的“逆效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结构和微观主体行为也会影响合作福利的最终效果。本文为经济开放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策略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关键词：货币政策国际合作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福利1．引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和资产渠道会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即存在所谓的“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这样，经济互相关联国家的货币政策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博弈。理论上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是否会对合作各方有益？于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潜在收益问题成了颇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始自1976年KoichiHamada（1976）的开创性工作。Hamada通过静态博弈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浮动汇率制下，国际合作最优货币政策是非合作最优政策的帕累托改进，合作收益的国际分配具有非对称性。但Hamada的这一结论没有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针对这一不足，近期大量文献将小型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NewKeynesianmodels）与博弈论相结合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其中有些研究支持Hamada的观点（Clarida,B.,Gali,J&Gertter（2002），MatthewB.Canzoneri,RobertE.Cumby,BehzadT.Diba(2005)）。来自经验和统计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货币政策合作的收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不过收益的量却并不很大（Dellas,H.(2006);Corsetti,G.(2005)）。RayBarrell_和KarenDury&IanHurst1（2003）选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模拟货币合作的福利效果，也支持了Hamada的结论。另一些经济学家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可以说明存在合作收益，但这种收益对模型的选择很敏感且微不足道，若再考虑到合作的现实成本和风险，合作的收益就更微乎其微。既有实证研究由于合作增益的判断无公认的参照标准且难以量化，从而难以将合作的收益从其他因素导致的增益中分离出来，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Vaubel(1983)干脆认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国际竞争，损害了效率。Rogoff(1985)则从一个理性预期的两国模型出发也发现国际合作可能会出现“逆效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即合作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关于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合作的必要性及其收益的争论至今仍无定论。为了不“浪费”合作可能带来的福利增益，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仍在进行。本文认为，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考察，货币政策1王晓芳，女，教授、博导。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许祥秦，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200241）。本论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Y153）资助。合作的收益是有条件的。所以，探讨什么情况下合作会增进福利，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逆效合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有研究价值。特别是，我国经济日益开放，正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探讨显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助Clarida,B.,Gali,J&Gertter（CGG）（2002）发展出的国际货币政策分析的两国模型考察了这一问题。文中我们假设两国通过优化共同的货币政策目标函数进行合作。为了比较合作效果，我们考察了合作最优货币政策对应的最小损失目标函数值和不合作（纳什均衡）最优货币政策对应的最小损失目标函数值的比值，并基于模型本提取了一个反映两国相对大小和经济相对依赖程度的指标。通过数字模拟本国遭受成本冲击时，与的数量关系，发现若两国进行货币政策合作，大国可从合作中获得正的收益，小国却在合作中降低了福利，面临所谓的“逆效合作”。研究还发现合作福利的最终效果受市场结构和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本文还给出了模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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