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古典儒学的情的传统孔子将西周时代的礼看作人类社会伦理原则的典范，寻求恢复它。因此，在孔子以后的儒学中，对礼的论证和倡导成为一个重要传统。本文认为，在礼的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重“情”的传统，即儒家寻求人的自然情感的通达与满足，人的情感有所施展，不受到压抑和扭曲。和法家的利益合理化的追求不同，儒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以人的情感（自然情感）的满足和通达（戴震谓之“其情比和易而平恕也”）为价值目标。孔子对宰我讲，“汝安，则为之”，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并且儒家以孝为重要价值，都体现了其以人的自然情感（主要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情感）为社会治理的归宿。汝心安理得，则为之，追求的是心安，即情感的通达，内心的无愧。父母子女，是人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人作为生物而言最自然的关系。因此，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儒家最重视，最着力探讨的关系。礼乐之类的制度性的东西，是为内心的情感“仁”服务的。“仁”是一种基于同类意识（或可成为族群意识）而产生的亲爱、援助之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一种生物族群中的自然情感，又可理解为氏族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而有的一种风俗或习惯法，因此也是人的自然情感。我们可以看出，儒学一向都是立足于人的自然动物性来探讨人的社会性。同时，儒学也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来探讨伦理原则，伦理原则从不脱离日常生活成为悬空的纯粹思辨理论（这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叫做“体用无间”，日常生活中的人类具体活动叫做“用”，而这些活动与现象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叫做“体”）。此外，孔子后学的著作《中庸》大讲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着力讨论意识与情绪，从孔子学说中，实可窥见其源头。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古典儒学情的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伦情感是自然而有的，是自发的内在要求，不是有感于物而得的异己力量。第二，这种情感应该被满足，得有所施展，不应被压抑和阻滞，也不应被抛弃。以下试举《论语》中的内容证之。阳货17?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制爱于其父母乎！”（1）李泽厚将此章视为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并称“儒学第一原则乃人的情感”，礼，“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2）故本文亦将其置于首要位置讨论之。李泽厚对“汝安，则为之”的解释是：“这样，就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样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又说，“由神的绝对命令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自己。”他认为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李泽厚先生是从道德的他律与自律两个方面的不同立论的，他的观察视角主要是在于中国的伦理从“他律”转向“自律”，这是他一贯采用的对中国思想的康德式解读。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孝悌的道德原则，建立在亲子之爱上，而亲子之爱是人类自然发生的（因为亲子关系是基于生物性的繁殖活动而发生的关系）情感，孔子讲这种情感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上。（4）但至少可以肯定，孔子讲这种人的自然情感当作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的满足与施展，是孔子的古典儒学所着力寻求的理想之境。是孔子的情感理想国。“女安，则为之”是孔子对宰我的责备。“如果你能做到心安理得，就这么做吧。”可见孔子认为礼不是什么多余的东西，不是追求表面文章的华丽场面，而是人的情感自然流露后的表现。人的情感有很多种，有的是自然本有的，比如亲情、族人之间的感情，以至于推己及人的“不忍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