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抗帝國主義策略的轉變黃春興1997/10/15摘要:○一九三年，梁啟超由支持共和革命轉而推動君主立憲，本文探討文獻在研究該問題時所忽略的經濟學角度。在遊新大陸之前，他認為托辣斯只是西方社會尚未克服的弊端；之後，他觀察到美國政府已接納托辣斯，更與其新興帝國主義結合。這影響到梁啟超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轉變之後，他認為中國的救亡圖存必須依靠國人經營能力的重建和資本的加速累積，因此，經濟政策的選擇優先於政治體制的選擇。第一節前言一九○三年是梁啟超政治言論轉變最大的一年，他由支持共和革命轉而推動君主立憲。由於時間剛好是在他遊新大陸之時，近代史學者便提出有趣的問題：新大陸之行是否導致他轉變的主要原因？若是，他到底在新大陸看到什麼若否，他為何要選在這時點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背後的影響因素又是什麼？對此問題，張朋園（1964）最早提出有系統的解釋，之後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他們的修正與補充見解。1然而，除Chang(張灝，1971)外，文獻的討論大都以非經濟因素為主2，對重視生計學（經濟學）的梁啟超保留一些未探索的空間。根據張灝的分析，梁啟超在新大陸之行中發現美國的快速工業化、帝國主1張朋園(1964)提出五點因素說明梁氏的轉變，包括：梁氏與康有為的師生關係、畏懼破壞之後難建設、與革命黨關係惡化、受英國學者占士布利斯(JamesBryce)的影響而醉心於英式君主立憲政治、受黃遵憲的影響而趨向保守。亓冰峰(1966)提出兩點修正：梁氏流質易變的個性容易讓外界變數成為影響他轉變的觸媒、從美國華人身上感嘆國人「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潘英(1988)認為梁氏在新大陸之遊使梁氏對美國的共和民主開始感到失望，而自立軍的失敗正好提供他遠離革命的機會。更詳細的文獻回顧，請參考黃克武(1994)。2以梁啟超的經濟思想或經濟政策為主要論述對象的文獻並不多，趙靖與易夢虹(1980)、李宇平(1991)、Trescott與Wang(1994)…等是少數的例外。這原因或許如張朋園所說：「我研究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都可以應付，最難的是經濟學一門」（張朋園，1997：40）。第2页共18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18页義的擴張行動、及托辣斯的興起之間存在著「制度性的關連」(institutionaltie)，並了悟到托辣斯在二十一世紀的主宰勢力。3張灝從而相信梁啟超在一九○三年的轉變，主要是受到這些第一手的觀察所震撼。4然而，誠如黃克武(1994)所引述，張文試圖說明梁氏的轉變是「早已潛伏在他思想裡頭之基本傾向的終極發展」。如此一來，梁氏的新大陸之行成為加速他言論轉變的催化劑並不帶來任何的新意。5這樣的推論是不易令人滿意的，因為在梁氏遊新大陸之際，美國正在醞釀近代史上的兩大事件。首先，早期反托拉斯法案(theShermanAnti-TrustAct,1890)在歷經MelvilleW.Fuller、OliverWendellHolmes等大法官，極力以司法權阻止聯邦政府侵入州政府的反托拉斯權利的努力後，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其優勢已逐漸為聯邦政府（行政權）所左右。到了一九○四年，聯邦政府終於在「西北控股公司對美國」（NorthernSecuritiesCompanyv.s.UnitedStates）一案中，以五比四的險勝比數獲得可以直接管理各州托辣斯的權力。6其次，當迪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ssevelt)繼任美國總統之後，不僅一再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更積極地將傳統向西部推進的領土擴張行動轉化為對海外的擴張行動，並於一九○四年正式宣佈美國「必須」承擔保護文明世界在美洲之投資責任的所謂「羅斯福推論」（RooseveltCorollary）。7在《新大陸遊記》（以下簡稱《遊記》）中，我們似乎可感覺到梁氏當時已經嗅出了這些即將發生的大事件。因此，本文將循著張灝關注托辣斯與美國帝國主義間之關連性的線索，進一步突出上述兩事件對梁啟超的影響。簡單地說，本文認為梁氏到了新大陸之後，才真正了解到美國新興帝國主義的威脅，在於它結合了軍事強權與托辣斯3Chang，1971：244。4Chang，1971：245。5張灝明白地指出：梁氏在看到托辣斯之後而連想到它對中國的威脅，「對梁氏而言並無新意」（Chang，1971：245）。然而，整個的新大陸之行對梁氏是否具有無新意？張文對此並未有較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