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工参与权形成的价值基础：公司的社会化20世纪以来，社会化成为法制自身发展的时代性方向，其主旨“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和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唯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注：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公司之社会化问题尤其是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便是适应这一趋势而被提出的，并已成为证成“私法公法化”理论的一个充分的论据。据此，对公司存在的价值有必要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认识：第一，从公司作为社会主体一部分的角度来考察，“……公司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经济细胞，公司的民主状况、劳工的地位直接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一个缩影。”（注：范健、张萱：《德国法中雇员参与公司决策制度比较研究》，载于《国外法译评》1996年第3期。）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的存在既应该消极地无害于社会，更应该积极地有益于社会；既不应该因自身的存在而给社会的其它成员带来“不适之感”，更应该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合力要素，以维护其安全性与有益性兼收并蓄的存在价值。追求营利历来是公司创立和存续的原动力，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营利性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以公司权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权利集团。例如，股东因出资而获得股权，公司员工因法律规定而获得参与权，第三人因与公司进行交易而享有相应的民法上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既可能因谋求共同利益而进行暂时的合作，也可能因维护个性发展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如果对其缺乏合理公正的规制，公司将变为一个火药库，随时会威胁着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一般意义上考察，公司作为法人之一种应该首先服从于法人的存在本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法人之本质“不如组织体说之从社会存在的组织体立论并依其社会价值而判断有无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之必要更具有说服力。”（注：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可见公司的营利性必须受制于安全这一价值需求。在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下，法人所有权和有限责任制度是维系这一目标的制度安排。然而制度有产生就必然要有所发展，否则就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公司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这两项制度缺乏配套性措施的支持，致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股东出于私利而加以利用的保护伞，成为维护第三人利益的拦路石，如不进行适当的法律控制，公司将成为公害的发源地。主要表现为，“诸如虚假出资、滥设法人、背后操纵等，行为人借此一方面坐享法人制度赋予的超然优势法律地位，逃避法律规定或契约约定的义务，另一方面其不法行为一旦受到司法机关追究时，出资人往往又以法人外壳为挡箭牌主张仅承担出资范围内的有限责任。”（注：南振兴、郭登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载于《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董事、经理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力的责任追究体系，使之萌生出逃避善管义务和忠实义务约束的倾向，经常发生与公司争夺营业机会、出卖公司利益等行为，使公司的存在背离了股东的意志。鉴于公司设立目的的严重扭曲，公司法设计了许多全新的制度以求对其进行矫正。其中英美法系的公司法形成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制度，如创建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旨在当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因私利而被滥用时，依法剥夺公司的法人人格，实现股东责任向无限责任的复归；又如确认了“深石原则”，即当母公司滥用其所处的优势地位给子公司造成损害时，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债权人，其债权的清偿将滞后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再如，确认了“股东派生诉讼”，以形成对公司董事及经理的有效制衡。这些新的制度设计充分证明，“资合公司的法人性质只有在其使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不违背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维护和尊重的。”（注：范健、赵敏：《论公司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有限责任的不加节制和滥用必然危害交易安全和损害债权人利益，因而法律必须在有限责任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设定一些强制性。”（注：孔祥俊著：《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