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洛阳比较研究摘要：隋唐时期，随着长安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基于地缘政治、尤其是军事防御的考虑。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洛阳，洛阳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长安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关键词：隋唐；长安；洛阳；城市特色引言研究隋唐两京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长安与洛阳在历史最辉煌的时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关于隋唐长安和洛阳的研究很多，尤其是个案研究。关于长安和洛阳的比较研究很少。长安与洛阳在隋唐时期虽各有侧重，但大体上是相辅相成，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本文从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城市特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关系来阐述。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一、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转变（一）隋朝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开皇二年，隋文帝建隋代周，仍居长安。隋文帝定都长安有两个原因：一是隋文帝的统治依靠“关陇集团”。二是长安为多朝都城，经济政治基础深厚，长安所在的关中是重要的农业产区适合作为都城。而且长安地理位置优越，四面环山，为众多关隘保护之中，易守难攻。他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仁寿四年（604）七月，炀帝继位，立即下诏营建东京，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隋书》卷3《炀帝纪上》）可见炀帝不过是完成其父的愿望而已。隋炀帝营建东都有四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致。最直接的原因是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二是从隋朝的统治情况来看，营建洛阳也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三是洛阳地区的经济条件。四是洛阳的地理形势和特征。洛阳的经济条件比长安优越，这种状况保证了东都洛阳对长安的拱卫作用。这时，洛阳的地位高于长安。（二）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地位转换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受隋恭帝逊位，建立了唐朝，改当年为武德元年。由于王世充当时占领洛阳，李渊称帝时，洛阳尚未收入唐朝版图，只能定都长安。但唐高祖李渊也认识到洛阳的地位，对洛阳加以重视。因此，设立陕东道大行台，以秦王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坐镇长安；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坐镇洛阳，所谓大行台，是中央派至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陕东道大行台在武德元年十二月由陕东道行台升格而设立。这样，洛阳就由都城降为一般性的城市。洛阳对于长安的从属地位进一步肯定，二者之间地位的差距又拉大了。李世民继位之后依旧重视洛阳的地位，在洛阳像长安一样设置留守处理政务。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加强建设。高宗规定东都所在地洛州，其官员阶品并准长安所在地雍州。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但这时，洛阳的地位依然从属于长安。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改唐为周，当上了大周皇帝。同时，又迁关中数十万户来充实神都。这样，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可见，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从中宗复辟到唐玄宗逃亡成都期间，又把神都改为东都，李唐皇室着力恢复长安政策，对洛阳地位的矫正、调整，使之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在玄宗时期，玄宗解决了关中经济供应问题，长驻京师有了保障。于是，天宝三年（744年），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其后的安史之乱证明了这点，安禄山很快攻破洛阳，在洛阳即帝位，威逼长安。由此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开始，长安开始不断被各种势力占据。到896年，辉煌的长安皇宫被军阀李茂贞焚毁。长安再也无法恢复首都气象。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曾是黄巢大将的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将长安彻底摧毁。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宗，唐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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