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及其法律后果合同有效与无效的认定标准，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和对民商事法律规则的实践，商事法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以2010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为标志，“商事审判”的称谓正式在法院审判工作使用，随之而来的就是司法对法律理解的变化，集中表现在法院判决对合同的有效与无效的认定标准的变化及其法律后果的变化。本文是作者在办理商事合同纠纷中对现行法院审判商事合同有效与无效及其法律后果的理解与认识。一、合同成立的理解。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包括三个方面：1、签订合同的主体存在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2、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3、合同应具备要约和承若两个阶段。其中，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是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对合同成立的必须具备的条款进行了规定即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合同欠缺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第125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所以只要合同具备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合同即成立。二、合同无效标准的理解。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合同无效的根据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一）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国家利益应该是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利益。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不是合同无效的标准。（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认定合同无效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即公序良俗两方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识别：1、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如果立法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关租赁合同应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以及租赁合同需要备案的规定。《证券法》中有关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应当公告，且公告期内不得买卖的规定等。就属于为了实现管理的目的而设定的行政处罚性条款，而非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就不影响其所签订合同的效力。2从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对象来识别该规定是否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单纯限制的是主体资格。如《公司法》中有关经营范围的规定；《企业破产法》中有关管理人员资格的规定等，但并不妨碍其违反资格限制签订的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一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二是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四）恶意串通损害集体、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串通，共同订立某种造成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损害的合同。1恶意的理解。恶意是指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某种行为将造成对集体或者第三人权益的损害并故意为之的心里状态。《合同法》上的恶意串通中的恶意，一般是指当事人有加害他人的不良动机，是违反民法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是限制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