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动物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进展期，美国人庞皮利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讨论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讨论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宝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戴尔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讨论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讨论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讨论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讨论手段的文化历史讨论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讨论。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讨论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讨论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讨论，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进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这两个更高层次的讨论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进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讨论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讨论，使动物考古讨论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进展过程的动态讨论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讨论。［14］在考古学进展新时期的当代进展新阶段，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