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价值分析 应该说，中国 20 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 1898 年的维新运动开始萌发的，但是，真正体现启蒙精神的真谛———“重估一切价值”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启蒙者以怀疑主义的目光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一切，鲁迅以“狂人”之口说出了启蒙者共同的心声:“从来如此，便对么?”由是，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来审判传统文化，进而以反传统的态势开始了对国人的理性启悟。同时，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启示下，“问题小说”应运而生。虽然问题小说普遍肤浅、幼稚，艺术生命短暂，未能体现出五四启蒙文学应有的高度，但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却是一个例外，其对启蒙的相关拷问使五四启蒙文学达到了应有的深度，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所在。有人认为，鲁迅启蒙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一方面以其对封建宗法制度与礼教观念的整体性否定克服了维新派启蒙运动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其深邃的主题意蕴与复调的艺术结构远远地超越了“问题小说”的幼稚肤浅。④然而，鲁迅之于启蒙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还体现在他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对启蒙自身的质疑上。在直面被启蒙者的精神状态、描述他们荒原一般的沉静的吞噬力方面，鲁迅的深刻是无人能及的。然而，更为深远的则是鲁迅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启蒙者一直以话语言说者的身份出现，对“失语”的被启蒙者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然而，这种状态下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是那么鲜亮地存在着的:《药》中的革命者向被启蒙者宣传革命道理得到的是一顿毒打;《故乡》中启蒙者“我”与被启蒙者闰土间的鸿沟永远无法逾越……当人们就此把目光聚焦到被启蒙者的麻木不仁时，鲁迅却敏锐地发现了启蒙者即启蒙主体自身灵魂深处的孱弱。在《祝福》中，启蒙主体“我”作为启蒙话语的言说者，一直对被启蒙的祥林嫂的愚昧与无知保持着人道主义式的同情与适度的高高在上，可就在二人的一场对话中鲁迅却让启蒙主体暴露出了自身的困窘。祥林嫂在失去了生的基本条件与欲望之后只向“我”问有关死的问题，这让以出门在外、见多识广为优越感的启蒙主体顿时失语———“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启蒙主体的尴尬正是鲁迅对其灵魂的拷问，试想，连被启蒙者在启蒙范畴内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又怎样去改变被启蒙者生存的现实处境呢?进而在《伤逝》中，鲁迅对启蒙主体的拷问更为深刻表面看来，子君是成功被启蒙了的对象，她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声喊出:“我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