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叙事的深层结构叙事理论认为，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则是结构。叙事性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分析，第一是历时性向度，即根据叙述的前后顺序研究句子与句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共时性向度，研究内容各个要素与故事之外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前者我们称为表层结构，后者称为深层结构。下面，我试着对路遥的《人生》的深层结构进行探讨。从表层结构来看，《人生》讲述了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民办教师，随后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教师的职位，不得不下地当农民，接着的一个机会让他去到城市当记者，最后被举报而再次回到农村的人生变化过程。从深层结构来看，《人生》通过描写高加林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传达一种悲剧的意识，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路遥笔下的《人生》1虽然是一个悲剧，却令人十分感动，其原因在于他笔下的主人公高加林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屡遭不幸，但他并没有屈服于苦难，向命运低头，而是愈挫愈勇，更加坚定了对理想的追求，对自我的超越。虽然高加林也有犯错误，但他的错误仍然让人不忍多加责备，当他落得最终的悲剧结局时，留给读者更多的是对他的同情与对人生命运的深沉思考。作家通常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生活阅历投影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为了进一步分析《人生》的深层结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路遥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个人经历。路遥 1949 年 12 月出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七岁时因为家庭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 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 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编辑。从建国初到 1976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2进程。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及计划经济的束缚，中国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前进，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贫困不堪。作为从黄土地走出来的作家，路遥将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向了转型期的“城乡交叉地带”，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地带”上演了一幕幕悲剧，《人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主人公悲剧的重要因素。此间，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