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法制建设论文 一、一味强调政治效用导致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 党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代，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科技立法及其法制建设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其在施政纲领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这是党为保证抗战进展的需要，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提出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不是在一种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生态下起步的，它生长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自创建始就背负着革命的重任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使得其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效用，以致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的确，法律在一定社会时期（如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鲜亮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但这不是正常的法制时期，更不是理想的现代法制。法律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一个阶级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法制。”［２］２４７这种政治性法律对科技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此后数１０年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实际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启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科技立法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为适应建国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所承担的任务的需要，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即新中国法制直接扮演着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同时，它也为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新中国法制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旧法统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种影响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地、教条化地模仿苏联法时期。当然，苏联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苏联法中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高度集权的体制、忽视公民人权保护的机制也在我国根深蒂固。”５１自此，法律长时期被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被紧紧地捆绑在了阶级斗争的战车上。据统计，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４年，新中国制定的...
